去年年底，河南省南阳市的“艾滋病拆迁队”被曝光。1月22日《三湘都市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了另一支特殊拆迁队: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的“大妈拆迁队”。据知情人士透露，“大妈拆迁队”有近20人，都是中年妇女。她们被组织起来，一人200元钱，已多次参与当地拆迁，几次都对被拆迁户造成不同程度的身体伤害。

　　深夜私闯民宅，将被拆迁人脸一蒙从屋里扔到院外，房子瞬间被推倒……和以前公然暴力拆迁相比，“艾滋病拆迁队”“大妈拆迁队”的行为方式似乎文明了一些，有媒体称之为“非暴力拆迁”。然而，且不说“几次对被拆迁户造成不同程度身体伤害”并不支持“非暴力”，即使没有肢体冲突身体伤害发生，这种拆迁方式仍为法治社会所不容。

　　房子拆不拆、以什么价格拆，被拆迁人和拆迁人可充分协商;如果谈不拢而又必须拆，那就走司法途径，让法院说了算，必要时可在法院主导下强制拆迁。法律法规对双方权利义务以及纠纷发生时解决路径的规定明确、具体。或许在一些人看来，程序有些繁琐，但这是保证双方尤其是被拆迁人权益不可或缺的。超出上述法律既定程序的行为，都是不正当的，比如这一新闻中拆迁大妈的介入。

　　“这些大妈普遍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识淡薄，拆迁中行为过激，打、骂、闹事撒泼”，雇用她们的人，看中的正是她们反法治的意识和行为。在金钱的诱惑下，反法治意识和行为都会被放大。面对她们的介入，如果被拆迁人性格刚烈，发生冲突甚至流血事件的可能性不小;也会有人因为不胜其烦而选择让步，此时，拆迁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进行，导致拆迁不公。

　　“大妈拆迁队”的负效应显而易见;一些人追求的，也正是这种负效应。因为，“负”是针对破坏法治和损害被拆迁人权益而言的，对他们，效应则是“正”的。法治社会，不该有“大妈拆迁队”的生存空间。但“不该有”的事情，却在现实中真切地发生了，重要原因在于组织大妈的人号准了执法机关“法不责众”的脉。以撒泼打诨的方式参与不该介入的拆迁，当属滋事;将人打伤，更涉嫌故意伤害。如果执法机关能严格执法，“大妈拆迁队”怎么可能有“多次参与拆迁”的机会?但到目前为止，无论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毫发无损。

　　当地公安机关宣传部门负责人接受采访时的一席话，耐人寻味:“那个被拆迁户是个老困难户，也是钉子户，事情比较难缠，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如果对方是“钉子户”可以赋予“大妈拆迁队”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那么，五花八门的“邪门”拆迁队，恐怕还将层出不穷。法治社会不容“大妈拆迁队”，这是可以“说清楚”，也必须现在就“说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