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3月15日新消法实施以来，在新消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支持下，消费领域出现职业打假热潮。从各地法院公布的数据统计来看，在受理的涉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中，至少有90%是职业打假人要求消费赔偿的案件。而法院审理的消费者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倍。（3月15日《中国经营报》）　

　　职业打假人在整个消费者群体中，所占比例极小，为何超过九成的消费索赔官司却由他们发起？无疑是厚利使然。自一年前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后，消费欺诈的赔偿标准由原来的“退一赔一”提高到“退一赔三”，对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还可要求生产者或销售者进行10倍赔偿。打假盈利的空间陡然增大了几倍，自然大大地调动了这批“啄木鸟”的积极性。

　　可为何普通消费者的积极性却未同幅高涨呢？恐怕还是打假索赔的成本太高。比如，同样是百元一瓶的假酒，普通消费者一般买一两瓶，即使胜诉后按十倍赔偿，所得也抵不上一场官司的开销，其中取证、鉴别、请律师等，还得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而职业打假人对此轻车熟路，辨假识假几乎成了专家，团队作战省时省力。更主要的是，他们知假买假可能一次就消费很大金额，常常几个官司一起打，类似于“流水线”维权。这样大大提高了索赔的效率。据《沈阳晚报》日前报道，沈阳职业打假人刘阳，就在多年打假中获赔130余万元，这简直让一般职业者看了眼红。

　　也正因为职业打假人的获利动机，他们受到一些论者的非议。加上诉讼中，大部分商家为避免纠纷曝光影响声誉而选择庭外和解，以高额赔偿息事宁人，职业打假人更是被人贴上“不道德”甚至“敲诈”的标签。可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些“啄木鸟”飞来，森林里的害虫岂不更加猖獗？如前所述，即便在新消法加大力度为消费者撑腰的背景下，普通消费者碍于有限的知识、技能、精力等，其打假维权的积极性并未能充分释放，若无“啄木鸟”，那法律的惩戒力度又从何体现？

　　可见，在监管体系尚未健全而维权成本又较高的情况下，打假并不能指望发动“全民战争”，而需要一支民间的专业队伍。诚然，他们是冲着索赔而来，知假买假，哪儿有缝就往哪钻，但我们不能因为啄木鸟吃害虫是为了饱肚，并且哪里有虫就往哪飞而指责其动机不纯。只要职业打假人并未做违法勾当，比如故意将苍蝇、老鼠屎塞进饮料瓶里讹诈店家，哪怕他们的打假索赔纯粹是为了个人获利，也属于我们这个社会大森林里的“益鸟”。

　　当然，若将整治消费欺诈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职业打假人身上，也是不现实的。从主观上说，他们并不是消费者的忠实代言人，相反假货越多，其索赔机会越大，或许其骨子里反倒期盼商家个个搞欺诈；从客观上说，一些职业打假人抓到把柄后私下与商家“协商”，索赔一笔钱就不再“找麻烦”，类似于收“保护费”，这远离了打假的公益性与正义性。也就是说，这个群体的社会责任感，不大可能让人们有太多的奢望。好在职业打假并不是一个门槛很高的垄断行当，也并没有什么特权，一般消费者通过学习与摸索，都能自由“上岗”，这在制度上防止了民间打假者与不法商家结成利益共同体。

　　什么时候，职业打假人没有把柄可抓了，集体失业了，才是消费者庆幸之时。这有赖于法律的持续发力，有赖于监管部门的切实作为，有赖于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形成“万民打假”的社会氛围，从而从多种渠道提高黑心商家的违法成本。就当下来说，人们仍希望职业打假人多起来，从少到多再到“集体失业”，正是一个法治力度不断加强的嬗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