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检察院检察官杨斌，曾经的“明星检察官”，从事检察工作23年后辞职做律师，结果遇到了办证难。一张“无刑事处罚证明”让她几近抓狂，她表示，办了一天的证，感慨困难无处不在。她还说，办证难的背后，其实是相关部门人为设置的障碍。(4月13日《京华时报》)

　　前检察官杨斌为办证而抓狂，其最引人关注之处不在办证难本身，而在于她的身份。杨斌要跑5趟才能凑齐一份完整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类似的遭遇多数人可能都遇见过，也习以为常。新闻曝出之后，反倒有人觉得杨斌在体制内工作数十载有些矫情，不食人间烟火。

　　事实上，办证难早已成为人们深恶痛绝的话题，在媒体曝光过无数起办证难的案例后，公众对此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在此语境下，如果没有特别离奇的情节、特别悲催的遭遇或者特殊的身份，一般意义上的办证难或许并不容易进入我们的视野。最近“证明我妈是我妈”走红，就是因为其奇葩程度；去年，广州市一位政协委员绘制“人在证途”图，囊括了103个证件，大家被证件总数吓了一跳；2013年，“北漂小伙返乡6次跑3000公里办护照”则激发了人们对办事机构“玩弄百姓”的吐槽。与这些相比，在网友看来，杨斌的遭遇实在太有些“小家子气”了，办“无犯罪记录证明”只涉及一个管理系统，相对来说还不是很难，若是普通百姓，应该不至于几近抓狂，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有人甚至半开玩笑地劝解其要学会“平常心”……

　　显然，这样的“平常心”是可悲的，说明公众的心理对办证难已经起了老茧，在自我解嘲之余也产生了不少惰性。一方面，面对耗不起的时间，有人或许就会懒得走正常程序，选择走旁门，花钱找关系钻制度的空子。另一方面，在一些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看来，反正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又何必主动没事找事，给自己添麻烦呢？即便犯罪记录已经全国联网，又哪儿比得上原来的纸质证明来得稳妥？这样，双方的惰性积累起来，群众一方面享受不到便捷的公共服务，一方面可能会与办事机构产生隔阂，为社会治理埋下隐患。

　　总之，人们对办证难习以为常，绝不代表满意相应的公共服务，只不过是意见长期得不到正面的回馈之后的无奈选择罢了。就此而言，想要磨掉办证难的老茧，关键是要畅通群众意见渠道，多倾听民意，让政府服务水平及时跟上社会进步的步伐。唯有如此，才能让整个社会耳聪目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