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拥有7000张床位，被媒体称为“全球最大医院”的郑大一附院，因公布2014年营收情况而引来各界高度关注，甚至诸多非议。这家公立三级甲等医院在2014年实现营收75.21　亿元，而外界有评论说，在这一喜人数字的背后是患者付出的高昂医药费，有河南本地媒体更戏言，郑大一附院75亿的营收让河南人“肝儿疼”（据6月2日《中国经济周刊》）。

    一家国内综合性三甲医院在短短的数年时间里，营收由2008年6.8亿元猛增到2014年75亿元之巨，速度堪称是“几何式”，就凭营收这一项也无愧于“全球最大医院”这一称号，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为庞大营收支撑的则是更为庞大的患者群，该医院不但拥有编制床位7000张，平均每日就诊患者多达16000多人次，最高峰单日就诊患者甚至达到21600多人次，这一数字足以与节假日期间某些5A景区的游客相比，庞大的患者群支撑起“全球最大医院”，虽是逻辑之中，却也是典型的“中国制造”。

    显然，郑大一附院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为“全球最大医院”，有他的内外原因，正如该院负责人所称那样，一是像郑大一附院这样集中优秀医疗资源和编制床位数千张的医院在河南境内本身就不多。二是河南人口密集患者群庞大。再加上业内人士所披露，“每个科室通过多收治病人、增加病床而多获得的收益，将以奖金的形式按比例返还给科室的医生，这等于变相鼓励科室多收病人。”等因素，促使医院迅速“做大”。

    然这一“做大”背后所透露出多重问题却值得深思，庞大的患者群涌入郑大一附院，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医疗资源的极度失衡才是根本原因之一，实际上，在涌入郑大一附院庞大的患者群中，大部分患者均可以在县级、甚至乡镇卫生院就完全可以得到有效诊治的病患，而这一患者群基于对县乡级医院的不信任或医院本身医疗资源有限，再加上患者本身的经济状况和病情预知等原因，使他们不愿到北京上海等大医院救治，涌入郑大一附院也是众多患者的“折中”选择，而具备7000张床位和大量优秀医疗资源，且收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郑大一附院正好也满足这一患者群的愿望，该院负责人也坦承，该院收治的大部分病人和所动的手术等，都是县级甚至乡镇医院完全可以做到了“普通病症”，这恐怕也是郑大一附院患者死亡率为0.14％，远低于基准值的0.37％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整体的医疗诊治环境和长期困扰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让众多患者选择了郑大一附院，而郑大一附院的迅速“做大”反过来更造成县乡镇医院患者的减少和医疗资源失衡的加剧，而尝到“做大”甜头的郑大一附院在“做强”和诊疗技术“创新”与进步方面势必也受到了很大制约，这与很多企业“中国制造”走的实际上是一条路，社会整体诊疗环境为郑大一附院的“中国制造”提供了生存和迅猛发展的机遇与空间，同样他不仅挤占了众多县乡医院的医疗资源和患者，也与时下国家所推动的医改和均衡医疗资源配置相抵触，有他存在的价值，更衍生出“中国制造”所特有的弊端，尽管该院负责人否认在医疗科研方面成绩平平，但是一个拥有国内首位全职院士，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就达21人，博士团队人员占据河南全省近一半的郑大一附院，在取得75亿元营收的同时，3年时间仅有一项重大科研突破，这不得不让人想到医疗科研人才的“浪费”。

    很显然，不规范的医疗市场和缺乏有效合理控制的医疗资源均很配置造就了“全球最大医院”同时也是“全世界最大乡镇卫生院”的今天，河南人之所以为此感到“肝儿疼”，也是因为他们花了三甲医院的费用，请了院士博士治好了自己在县乡医院就可以治愈的病症，如何能不感到“肝儿疼”？从郑大一附院迅速扩张“做大”的过程中，相关医疗主管部门应当为此进行反思，国家投入巨资为普通老百姓提供了医疗保障，医改也正向县乡级医院延伸，寄希望通过医保和医改让普通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让普通病症得到有效医治，也让县乡级医院发挥出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作用，而不是让县乡级医院成为三甲医院的“中介机构”，三甲医院更不能成为收治县乡级医院患者的“中国制造”，优秀医疗资源已经失衡，再出现“浪费”对于医疗事业发展注定“是祸不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