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户籍制度变革的同时，能否对处于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建立起国家临时监护机制？能否积极行动起来，探索留守儿童社会关护网络？

　　6月9日深夜，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兄妹4人在家中服农药中毒，齐齐殒命。直到昨晚，这4兄妹在外打工的父亲和不知所往的母亲仍处于失联状态。

　　没有人确切知道孩子的父母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这些孩子去世前真实的心理状态。有报道说，孩子们因贫困而辍学，三餐仅食玉米面。官方却表示，孩子们并非因贫困自杀：孩子们居住的楼房建于2011年，估价超过20万元，家中尚有粮食（主要是玉米）1000多斤，腊肉几十斤，银行卡中还有3500多元存款……

　　也许，这些数据是真实的。但是，这些数据又能证明什么呢？对这些逝去的幼小生命而言，他们所惧怕的，恰恰是生活只剩下了这些冰冷的数字。父母很遥远、爱很遥远，贫穷很近、孤独很近，没有什么能够照亮他们所在的幽暗社会底层，没有什么能够照亮他们内心的绝望。

　　近年来，留守儿童非正常死亡案例数不胜数。贫困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仔细分析这些案例，压垮他们幼小心灵的却往往是非常细小的生活变故。去年1月，安徽望江县9岁留守少年小闯在屋外厕所房梁上自缢，仅仅因为接到妈妈电话，说今年不能回家过年；前年，13岁苏北留守少年小宇因害怕父母离婚，选择自杀，所幸获救。物质和情感上的极度缺失，使这些孩子感觉自己完全被生活所抛弃，面对无力冲破的孤苦与黑暗，他们选择了死亡的解脱。

　　究竟有多少留守儿童处于这样极度不安全感当中？有报道说，大约有6000万留守儿童。他们是“事实性孤儿”，是中国长期城乡二元体制问题、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城市化进程中急功近利问题、乡村空心化问题等城市转型期各种问题的折射。任何基于一般社会救助一类的措施，都不能拯救这些“事实性孤儿”。

　　制度的问题需要用制度变革、制度创新的方式去解决，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是最终解决途径。但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束手无策，在推进户籍制度变革的同时，能否对处于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建立起国家临时监护机制？能否积极行动起来，探索留守儿童社会关护网络？一些地方虽然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却总是担心这些留守儿童会成为巨大的负担，担心民间组织的力量，不愿主动作为。

　　留守儿童问题绝不仅仅涉及6000万儿童个体的命运，也不只是少数家庭的悲剧。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歌，它用极端的方式提醒着这个社会的缺陷，拯救这些孩子，就是拯救我们社会、拯救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