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感情的归感情、理性的归理性，呵护专业理性，涵养社会理性，避免好心办坏事，对于一个身处转型期的国家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这几天，两个有关刑罚的话题，引发舆论热议。一个是“拐卖儿童判死刑”的呼吁，一夜之间刷屏微信朋友圈；一个是目睹妻子遭人强暴，丈夫田某砍死施暴者被判无期。沸腾的舆论，触发“法治中国”背景下一个启人深思的问题：我们如何抒发情感，又怎样诉诸理性？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两个话题的发酵，击中人心的柔软处，激发了人们的同理心。看到被弄瞎眼在街头乞讨儿童的照片，有谁不会对拐卖儿童义愤填膺？倘若目睹自己的妻子被人强奸，又有多少人不会怒发冲冠？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判死刑”的倡议，引发了海量转发；为何对田某的判决，出现了反对声音。

　　在这样的语境下，你如果有不同意见，很可能意味着冒险。反对一律判处人贩子死刑，可能被斥为冷血，“如果是你的孩子呢”？认为丈夫田某不该杀人，则可能被视为懦弱，“你还算是男人吗”？轻者，可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质疑，或是“理中客”的嘲讽；重者，也可能是网络上的语言暴力，以及现实中的人身攻击。这样的案例，近年来并不罕见。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细致的讨论。

　　比如，对于拐卖儿童的定罪问题，有人表示，全部判死刑并不符合刑法常识，就拿最严厉的故意杀人罪来说，最高可以判死刑，最轻可以三年有期徒刑；还有人担心，如果不分情节轻重一律“死刑伺候”，那些犯罪情节轻微的人很可能会不惜犯下更可怕的罪行，这样反而对被拐卖的孩子不利。

　　再比如，丈夫田某是否“正当防卫”，以及能否免责，关键要有说服力的证据。而根据温州中院6月18日的情况说明，田某“为报复而持刀砍击张某的行为，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立法的时候，“法不外乎人情”，但执法的时候，却应当“法不容情”。正如有律师所言，“以暴制暴”砍死强奸者即使再“可以理解”，也是非理性、非法的。如果允许一次“以暴制暴”，就有更多的“以暴制暴”，长久以后，所有人的安全都得不到保证。

　　在这个意义上，理性与情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社交网络时代，点个赞很容易，转发也是举手之劳，但我们的判断力在哪里？如果只是由情感驱使，善心未必能结出善果。正所谓一事当前、先问真假，“对于事实问题的健全的判断是一切德行的真正基础”。就拿这次讨论的这两件事来说，许多人可能并不清楚，我国刑法对拐卖儿童，最高刑本来就有死刑的规定，实践中也有过先例；对现实中的“特殊防卫”，刑法也有着明确的界定。

　　信息过剩、理性稀缺，这是今天我们必须应对的挑战。面对热点事件，我们每个人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全面掌握信息，也不可能熟知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越是在这个时候，越需要媒体绷紧伦理之弦，不能为了商业利益，不负责任地转发煽动情绪的东西，或者出于某种目的剪裁信息，看似十分关心，实则漠不关心；看似充满责任，实则毫不负责。

　　专业人士和机构，更应该以专业理性肩负起专业责任。对上面的两个话题，有不少专业人士，“目光在法律和事实之间来回穿梭”，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反观浙江温州中院的判决书，确有令人遗憾之处：把“被害人”写成“辩护人”，案发时间一会儿是“2006年”一会儿又是“2013年”，瑞安市写成了“瑞案市”……温州中院经自查，也坦陈“本案审判文书确实存在若干错讹。”行文如此粗疏的判决书，很难让人信服法院在判决过程中的严肃与严谨，以及量刑是否考虑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卢梭说过一句话，“良心尽管它不依存于理性，但没有理性就不能得到发展”。让感情的归感情、理性的归理性，呵护专业理性，涵养社会理性，进而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促进公众对法治精神的理解，避免好心办坏事，对于一个身处转型期的国家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