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常委会20次会议审议的《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让好心人服下了定心丸：今后遇街头突发病症，好心人再也不用担心出手相救反遭诬陷了，患者及其家属如捏造事实向提供帮助者恶意索赔，将承担法律责任。（7月27日《人民日报》）

　　在“救人反被诬”的社会现象时有发生，和“到底扶不扶”的社会心态纠结下，出台一部“好人法”，为好人服下定心丸，让好人不再难当，免除其做好事的后顾之忧，可谓下了一场“及时雨”，自然引来公众和舆论的欢迎好评。

　　应该说，地方出台“好人法”，对于鼓励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能量，是有积极的正面引导作用的。以“好人法”的形式，专门对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善行义举进行鼓励、保护，也是立法的可喜进步。

　　但就立法技术本身来说，这部“好人法”并没有超越、突破现有法律的规定。从内容上看，《草案》主要是关于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规定，“好人法”是其中的配套条款，用以鼓励具备医疗急救专业技能的个人在院前医疗急救人员到达前，对急、危、重患者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其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患者及其家属不得捏造事实向提供帮助的人恶意索赔，因恶意索赔侵害帮助人合法权益的，应承担法律责任。这些内容、精神，其实都涵括在现行法律之中。

　　比如，紧急现场救护行为，涉及民法上的无因管理、紧急避险，应受法律保护。而恶意索赔的，不但不受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侵权责任法支持，还会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乃至刑法。因恶意索赔行为（包括诬告陷害）对善意救助人造成侵害后果的，根据情况不同，会产生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包括训戒（警告）、罚款、拘留甚至刑罚等。

　　因而，和此前深圳版“好人法”的主要内容一样，北京“好人法”也没有创制新的法律，只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行归纳、重申。因而，我们对“好人法”的出台不必过于拔高，对其作用也不必过于夸大、乐观，认为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事实上，“好人法”的出台，其宣誓意义大于实际效果，我们不能依赖一部地方法规，就彻底解决“好人难做”的尴尬，这未免理想化和教条化，因为善行义举受保护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道德问题、社会问题，除了立法技术的完善、司法公正的实现，还需要法律与道德的坚守与互动，需要整个社会与民间法律意识、道德水准的提升。而这，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

　　文/符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