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三审刑法修正案（九）。这次审议有可能涉及“嫖宿幼女罪”。这次刑法修改，一审稿和二审稿都没有涉及嫖宿幼女罪。在审议过程中，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法学界人士纷纷发声：要求取消嫖宿幼女罪。知情人士人士表示，“这次的常委会或将有个结论，有可能废除嫖宿幼女罪。”（8月20日《新京报》）

　　“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之争，已经持续近10年。一项遭到包括全国妇联在内的社会普遍反对的立法，为何迟迟没有得到纠正？从相关方面的表述来看，“嫖宿幼女罪”的立法初衷，是出于对“嫖宿幼女”的从重处罚。单从量刑上看，嫖宿幼女罪重于强奸罪：前者是5年到15年有期徒刑，后者在一般情况下是3到10年有期徒刑。这能不能作为保留“嫖宿幼女罪”的依据？

　　若以罪名来对应刑期，只要存在较大的裁量空间，是无法判断结果轻重的。就拿嫖宿幼女罪和强奸罪来说，看似前者提高了起止点，但在5年到15年之间，还有10年的“斟酌”空间。更何况，即使以强奸罪论处，强奸幼女也不至于处以起点的3年吧？因此，所谓嫖宿幼女罪比强奸罪重，在量刑结果中是没有可比性的。假如以嫖宿幼女罪判6年，也没有超过一般情况下强奸罪的10年；若以强奸罪论处，强奸幼女就不属于“一般情况下”，判10年也不为过。如何证明嫖宿幼女罪在量刑上一定重于强奸罪？

　　在司法实践中，即使由于嫖宿幼女罪和强奸罪的不同量刑标准，确实让嫖宿幼女罪得到了比强奸罪更重的处罚，也不能以此抵消“嫖宿幼女罪”给未成年人带来的伤害。对此，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指出，嫖宿幼女罪存废，不能光争论法律问题，更要关注嫖宿幼女罪背后的社会问题。不少留守儿童不但身体受辱，头上还顶着“卖淫”的帽子。对犯罪人适用嫖宿幼女罪，与之相对的幼女就被认为是娼妓。受此影响，有的幼女在成人之后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结果自暴自弃，反而真正走上了卖淫之路。

　　诚然，以“立法技术”而论，“嫖宿”确实不能满足强奸罪的定罪要件。但是，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的罪错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么，在“嫖宿”情节中，无论当事幼女是自愿的甚至是主动迎合的，都不能视作相关法律概念上的“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以同样的个人行为能力来衡量，实则是在减轻成年人一方的责任。

　　“嫖宿幼女罪”之所以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此罪的适用案例，大部分涉及公职人员。以贵州习水案为例，涉案的5名公职人员都是按嫖宿幼女罪量刑。这就难以引发此罪是为腐败官员“量身定制”的误解。因为，法律如果为了从重处罚此类犯罪，完全可以在以强奸罪论处时，以情节上的严重性区别于“一般情况下”强奸案，难道强奸罪“顶格”的死刑还不足以惩处所谓的“嫖宿幼女罪”？

　　因此，不应以刑期论嫖宿幼女罪的存废。无论嫖宿幼女罪和强奸罪孰轻孰重，都不能忽略了此法已经与保护未成年人的相关法律相悖，又因此罪对应的特殊犯罪对象，在5年到15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区间，即使没有偏差也很难服众。那么，何不及早废除“嫖宿幼女罪”，打消公众的疑虑，还法律的公正清白？

　　文/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