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到用时方恨少。不妨尝试由政府兜底，设立“药物储备”制度——有针对性地组织生产、储备那些用量不确定、企业不愿生产的“救命药”，以应临床急需。

　　近日，媒体曝光一种叫促皮质素（ACTH）的廉价救命药一药难求，原价7.8元被炒至4000元，相当于正常价格的500多倍，因为利润少、需求量小，所以厂家不愿生产，经销商不愿备货，医院也不喜欢进货，导致了现在这个局面。

　　面对疾病，人类找不到治疗药物，那是“天作孽”；找到了治疗药物，因为供应不上而耽误治疗，那就是人类“自作孽”，实在不应该，这也是公众对“廉价救命药”断供不满之所在。7.8元被炒至4000元还不算是最坏的结果，要是有钱也买不到，误了病情，才是天大的悲剧。

　　药到用时方恨少。“鱼精蛋白”“他巴唑”“地高辛片”……近年来，“廉价救命药”频频告急，一些人“号脉”之后认为，“失调”是药品价格管制、药物采购制度双重扭曲的结果，只要放开药价管制、改革招标制度，让药企获得合理利润，就能保障市场供给。交给市场调节机制，这个“方子”对一些销量较大的大众药也许有效，而对ACTH这种患者较少、用量不确定的小众药供给是否管用则未必。除非能卖出“黄金价”，否则其利润未必对药企有足够吸引力。假如，药企将ACTH价格提到4000元这个“黑市价”（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价格信号也体现了时下真实的供求关系），国家、公众、患者能否接受？当然不可能。对于一些小众药来说，政府管制都无法满足供给，纯市场运作一样不乐观。

　　在“7.8元、没保障”与“4000元、有保障”之间，患者家属还能否有“400元、有保障”的选项？如有，相信都乐于选择这一中间项。这说明，如果适当提高某些“保命药”价格可以满足患者需求的话，公众是可以接受的，何况随着医保覆盖率的提高，公众对药物价格敏感度也在不断下降。那些处于市场失灵状态、提价也难以有效救赎的“救命药”，怎么办？不妨尝试由政府兜底，设立“药物储备”制度——有针对性地组织生产、储备那些用量不确定、企业不愿生产的“救命药”，以应临床急需。

　　“药物储备”在我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为保证灾情、疫情及突发事故发生后对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紧急需要，我国于上世纪70年代初就已建立了国家医药储备制度。地方层面，江苏省也出台了《江苏省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方案》，在南京、徐州、淮安和泰州建立四个省级短缺药品储备点，保证短缺药品的有效供给。当然，“药物储备”制度同样面临一些问题，譬如行政介入整个药物生产全链条成本较高、药品价格比药价管控下还要贵、因用量不确定性难免造成一定浪费等等。对此，我们只能说，全民承担少数人的痛苦是值得的、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