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既要坚守传统美德，也要对物质奖励“脱敏”，只要用得其所，有利于道德养成，适度奖励有何不可？

　　在《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征求公众意见3年多后，日前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规定》明确，处理无人认领的物品后，公安部门按拾获财物价值10%的金额对拾得人给予奖励。

　　在追求效率的当下，一项地方规章征求公众意见长达3年并不多见，要不是办事太拖拉，就是争议太大。对于这个规定，显然后者的可能性更大。2012年2月初，当“征求意见稿”挂上广东省公安厅官网之后，立即引起围观。制度安排物质奖励，对于唱着“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长大、视拾金不昧为天经地义者，其颠覆性不啻于价值观再造。即使经过3年多的民意准备，如今出台，争议一样有。摒除道德洁癖，用更务实的态度审视，事情也许没那么糟。

　　回归争议本身，不妨先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该不该给拾遗者一定的金钱奖励作补偿？拾遗者拾到他人遗失财物之后，既要替失主妥善保管财物，还要四处寻找失主或将拾物交到公交机关，需耗费一定的时间、精力乃至金钱，给一定的金钱作为奖励也好、补偿也好，于情于理并不违和。

　　第二个问题，失主愿不愿意给拾遗者金钱作酬谢？如您所见，在各类“寻物启事”中，“必有重酬”“当面酬谢”之类的承诺几乎成为通用范式。这表明，大多数失主为寻回失物是愿意付出物质代价的，毕竟能找回90%失物也算是万幸。“自愿原则”是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一原则在拾金不昧奖励上同样适用，广州只不过是将其具体化而已。

　　第三个问题，“拾金不昧奖10%”规定之总效用是正是负？说白了，就是它对拾金不昧之风有没有正面促进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它对两个极端——“拾金必不昧”与“拾金必昧”者影响不大，但对在“昧”与“不昧”间摇摆者有一定的正面激励效用——物质与道德的双重收益，有时会成为改变行为轨迹的拉因。隐匿拾物，于心不安；全部归还，于心不甘；适度“返点”，两得其利。可见，总效用是增进了。

　　再将视野拉阔，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物质奖励在其它领域早有先例。譬如广州现在实施的《广州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就规定，因见义勇为牺牲的奖励标准为100万元。这种规定全国各地都有，公众对此并没有异议，何以对拾金不昧就不能奖励？事实上，一些国家对此类行为也有法律明确，如日本《遗失物法》和德国《民法典》都规定，拾遗者有权向失主请求报酬，并规定了最高限额。

　　当然，仔细推敲，《规定》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完善。比如“对有主失物，失主领回时，可自愿按遗失物价值10%的金额奖励拾金不昧者”，这个“可”字就很有必要作进一步解释，否则难免有纠纷。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既要坚守传统美德，也要对物质奖励“脱敏”，只要用得其所，有利于道德养成，适度奖励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