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没有边界，但互联网世界里的行为不可能没有边界。在伪信息流一次次制造互猜和恐慌的情况下，构建应有的行为规范，是对互联网生态最好的保护。

　　每个互联网用户每天都面对着一个辽阔的信息世界。这是一个既真实又充满虚幻的公共领地。在这个信息流世界里，信息的病毒式传播让甄别和选择成本无限提高，让信息处理变得既轻易又复杂。在脆弱的信息甄别机制无法处理所有信息的情况下，基于个人经验的情绪化感受，就成了用户实现自我定位，完成互络世界公共角色扮演的快捷方式。这让互联网世界的信息流要么逼近，要么远离真实，而我们已习惯了处之泰然。

　　所以，当1月10日微信公开课PRO版的“我和微信的故事”在朋友圈被刷屏，随即被谣言包围，然后又被辟谣时，我们只是见证了又一起谣言和真相互搏的事件，看着它画上句号，很少有人较真。仿佛这起传播事件如同伪心灵鸡汤的一次不小心的泼洒，这起谣言传播事件的社会成本似乎从来没有产生，或者损失已被悄然转移。

　　然而，这样并非事实。在“打开微信公开课PRO版的链接会被盗号”的谣言大面积传播的瞬间，很多用户因为无法辨别真伪，解绑了与微信捆绑的银行卡，据说解绑的银行卡达到了百万量级。由于谣传打开链接支付宝账号也会被盗，支付宝也随之“躺枪”。这句源于微信又未能制止的谣言，带来了几何级的灾难，还能将其视作简单的谣言传播事件吗？恐慌是社会安全感的敌人，是金融系统性安全的敌人，也是整个互联网生态的敌人。如果对滋生于微信朋友圈的伪信息流造成的

　　恐慌仍然只能被动式补救，只能事后辟谣，那么类似商业悲剧——或者说公共悲剧就还会发生。

　　对此，每个互联网平台对于伪信息流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既是自身利益决定的，也是其公共义务决定的。10日的微信谣言传播事件之所以被迅速放大，部分原因在于“我和微信的故事”的链接访问量太高，起到了替谣言证实的反作用。我们看到，在微信朋友圈、一些公众号，散落着大量有违常识的谣言，对于微信平台而言，自身应建立行之有效的去伪机制，严格管理接口，防止管理疏漏为谣言所趁；也应建立起开放的、更有效的自我管制和净化机制，以更牢靠的自发秩序共同预防谣言传播。

　　监管层也应构建应有的指挥秩序。微信谣言的制造是恶作剧还是恶意商业攻击？如何对其造成的公共恐慌定性和衡量？对网络平台谣言传播，建立长效机制已迫在眉睫，需要划定明确的行为边界，建立顺畅的纠纷解决机制。法制和市场，都是互联网商业文明的基石，与互联网微观领域的干预不同，这是政府应该伸出的那只手。

　　互联网没有边界，但互联网世界里的行为不可能没有边界。在伪信息流一次次制造互猜和恐慌的情况下，构建应有的行为规范，是对互联网生态最好的保护。无论互联网监管者、企业还是用户，都不能置身事外。倘若放任，只能鼓励蛮荒。微信谣言传播事件，就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