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6月份南京出台社区公章用章清单，列出了9项予以准入用章事项和7项不予准入事项后，记者探访得知，实施一周年后，到社区来开“奇葩”证明的少了大半。不过，社区主任们依旧“吐槽”，来开奇奇怪怪证明的还是有不少，比如证明“我是我爸妈的独生子女”、证明“我是自己在家摔倒的”、证明“我思想政治‘根正苗红”……（6月12日现代快报）

　　近年来，政府部门不断推动简政放权，而且简政的同时也是“减证”的过程。李克强总理也曾在中央相关会议上指出，各级相关部门要本着一切方便群众出发，最大限度地减少办理各类证明材料的无谓奔波。各职能部门也纷纷表示，减少相关证明材料的出具。但时隔一年之后，来开奇奇怪怪证明的还是有不少，“奇葩证明”仍然以一种“傲娇”的姿态存在。对于旁人来说，这是他们博人一笑的谈资，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是痛苦和煎熬了。

　　事实上，社区、街道在开具一些证明时也很为难，比如证明“我妈是我妈”、证明夫妻关系、证明独生子女等，尤其是既不在准入范围，又不在不予准入范围的用章要求，这个章盖还是不盖，让他们伤透了脑筋。证明如果不开，居民办不成事，有时不免受埋怨。可是如果开，有些情况无法掌握和了解，谁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这也进一步加剧了群众的办证难度。

　　那么“奇葩证明”为何频频出现？一方面，目前不少部门办事程序仍然繁琐，不同地区、单位间协调性不足，让办事陷入程序困局。相关部门应简化流程，多进行信息联通，让大家少跑冤枉路，少花冤枉钱。另一方面，各种“奇葩证明”的出现，也暴露出办事部门的服务意识、担当意识不足。相关部门因为害怕担责就把难题抛给群众，这也常常造成办事人员重复跑腿。诚然，工作人员面对越来越多的问题和矛盾，更多规定、更严格的程序是有必要的，但人为设置办事障碍、索要“奇葩证明”等情况则应杜绝。

　　从根本上来说，奇葩证明的存在还是各地、各部门间的信息壁垒造成的，这也是“奇葩证明”能够“傲娇”存在最本质的因素。因此，仅是通过简政放权，从“减证”上下功夫是远远不够的。政府部门要整合各部门的数据，做好各部门间的信息联动，在“互联网+”时代，利用大数据平台，实现不同部门间的内部信息共享，同时谨慎处理可能由此产生的信息安全等问题，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这样，“奇葩证明”才能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