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一度国考时，回忆我唯一参加的一次国考，日子过去了6年。6年前，国考竞争之激烈已经白热化。当然，我参加国考抱有“打酱油”的心态，纯粹是为了丰富经历。当时我正在一家媒体的评论部实习，恰好当期版面的主题是国考，我顺便把我参加考试的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

　　如今，国考依旧大热。大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自然是分析“国考热”的基本背景。不少毕业生把国考当成一个选择的机会，并没有非公务员不干的强烈意愿。

　　就业形势严峻还不足以解释国考热，它还跟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官本位思想密切相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学而优则仕”，这些广为流传的俗语都证明了中国社会对于“入仕”的格外青睐；反过来，为官在现实中可以获得的各种好处，也捍卫着这一文化传统。

　　不过，在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热衷做官的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过渡地带。在这个过渡地带，是那些将公务员编制视为“终身保障”的人。我的一个同事在几年前参加国考，但最后还是放弃了省税务局的岗位，继续从事记者工作。他的放弃举动，顿时成为小圈子内的一个新闻。这里不谈论放弃是否正确，仅从他的放弃变成新闻看，就可以一窥人们的心理状态。

　　聘任制公务员早已在很多地方试点；公务员一旦违纪被“双开”，连基本的养老保障都没有。但这些因素并没有动摇整个社会对编制的坚定认同。正如前面提到的，很多人“死磕”国考和省考，一心要进入体制，并不是认识不到其他工作的优势，而是认为只有编制才能带来足够的安全感。相比这种不可名状的安全感，其他职业的高收入、成就感，均变成朵朵浮云。

　　非公务员不当的人是少数，看重编制的人却不在少数。可以说，哪里市场经济越弱势，哪里对公务员编制的追求就越疯狂。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缺乏一种活着的安全感。国人的焦虑本身非常有特点：在求学上，极度追求考试分数；对婚姻，非常看重对方当下的条件；在求职时，则对稳定的公务员岗位格外青睐。这些行为偏好共同的特征是“严进宽出”。

　　何谓“严进宽出”？即被好大学录取很难，从好大学毕业却容易许多；找个金龟婿很难，婚姻的质量依旧不被一些人看重；考公务员很难，但考上之后被开除的几率很小。所以，高考、相亲和国考，背后隐藏的都是追求一劳永逸的思维方式。似乎只要“考上了”，一切就都好办了。

　　中国社会是如此看重“结果”，又总是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用一次惊天动地的成功换取人生的一劳永逸。这样的社会，注定会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状态。有人获得了“零和游戏”中胜利的狂喜，但紧接着又必须要面对你死我活的斗争；有人一直品尝着失败的苦楚，却处心积虑、卧薪尝胆，一有机会，立马纵身腾起，想要扭转乾坤。

　　然而，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本质上，这场游戏中的玩家都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对自己的不自信、对外在体制的依恋，使得参与者不愿捕获一种动态的、积极的安全感，而是固守着一种静态的、被动的安全感。体制提供的正是这一类型的安全感，国考的外衣上也恰恰镶嵌着“一劳永逸”的徽章。正是这枚徽章，促使着无数毕业生蜂拥报考、循环冲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