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则新闻：“温州交警”微信2.0版移动互联网交管综合服务平台今年上线后，市民通过“智能随手拍我要举报”平台，可举报交通违法行为。举报成功的市民可通过抽奖获得行车记录仪、微信现金红包、流量等奖励。

　　相较于“举证难、举报难”，开通微信“随手拍”确实是一种新思路——要提交证据，这里有图有真相；要开拓渠道，微信比热线更便利。通过完善举报流程、创新举报方式，好像能有效提升办事效率。但问题在于，“举报成功可抽奖”紧随其后，这是什么意思？一句话，是用功利性目标来鼓励举报。举报这件事挺正常，但一旦要鼓励举报、提倡举报，就显得有点不对劲，这是因为有点过于讲效率、讲目标了。

　　首先探讨一个问题，“效率至上”是不是最佳策略？在某些市场化领域，确实如此，因此人力资源管理还衍生出“360度绩效考核”，通过“同事相互评价”，来促进效率最优。但在其他领域未必如此：第一，如果鼓励随手举报，就相当于鼓励“市民相互举报”，最容易产生“职业拍客”，一心奔着奖励去；第二，随手拍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执法取证的过程，相当于普通公民被赋予了调查取证权，这是不是有点越俎代庖？第三，鼓励相互举报本质是一种“告密思维”，容易产生一种人人自危的社会风气。

　　效率是市场最优解的名词，而道义则关系到正当性。举报当然是正当权利，但鼓励相互举报，有点“为了效率、失了道义”的意思。在今天，我们讲法治社会，首先要做的是厘清法治边界，充分认识私权利和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交警执法是无可置疑的公权行为，市民举报则只是个体权利的使用。一个自然人选择举报，应该是出于责任感、正义感，而不宜有过强的目标导向。显然，用功利目标鼓励“随手拍”，在实质上和法治精神并不合拍。

　　与混淆私权、公权边界相比，还有一个更值得警惕的问题。讲两个例子，贯穿整个封建文明法制史的“连坐制”，起于商鞅变法，所谓：相互监督，相互检举，若不揭发，十家连坐，目的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电影《闻香识女人》也讲到这样一种情境，校长以开除学籍为由让学生们相互举报，结果引发了那段有名的演说，“他绝不会出卖别人以求前程，这叫正直，也叫勇气！”两个例子，相似情境、不同结局，表明的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效率，可是更需要讲正义、讲道义。

　　在这之前，还有一些新闻，比如湖北某高校出台“盯人”管理办法，每一名同学的一言一行都会有他人盯梢。举报的影响力可大可小，但一旦失控，就有可能导致“人人自危、户户自保”。同时，从一件小事说开去，我们可以看到“相互举报”可能只是个例子，它的后面可以说是一类思维，即目标导向大于过程正义。比如“钓鱼执法”，对这些问题，需要更清醒地认识、更谨慎地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