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减量和分类管理办法（试行）》（草案稿）在深圳法制办官网上公开征集意见。办法拟借鉴台湾“垃圾不落地”的做法，要求在住宅区内实行生活垃圾定点定时投放，个人不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每次罚款200元（4月15日《城市快报》）。

    自2000年住建部公布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名单以来，大家的切身感受是，多数城市的垃圾只粗略地分为“可回收”与“不可回收”。为何十多年来，垃圾分类工作仍原地踏步？是缺乏相关法律规定吗？从法律层面看，我国关于垃圾处理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已有多部。从地方性规定看，以广东为例，有关垃圾分类的省级政策文件有《广东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广东省城市垃圾管理条例》等10多部。

    为何如此多的规定难以有效约束“乱扔垃圾”行为？垃圾分类规定脱离实际导致其难以执行。如在一些实行垃圾分类试点的小区，由于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垃圾分类回收系统，即便居民按规定将垃圾分类投放，与小区对接的垃圾车依然是混装运输。垃圾后期处理“大锅烩”很快使居民失去了垃圾分类的动力。还有，相互矛盾的垃圾分类标准让人无所适从。2004年，建设部颁布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将生活垃圾分为六大类；广州则分为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此次深圳的征求意见稿分为三类。而前不久，上海的垃圾分类标准迎来第五次“变脸”。在人员流动频繁的今天，这些相互冲突的标准让人纠结：怎么扔？如何扔？为何各个地方都不一致？标准究竟是如何制定的？

    更为关键的是，“罚”字当头、重义务轻权利的传统思维得不到公众信服。各地垃圾分类规定大同小异的规定，未按要求投放垃圾的，给予一定数额的罚款。无形中将人们简单地看作义务人，而忽视了他们的权利。在民主法治深入人心、权利意识高涨的今天，指望通过强制性、运动式地罚款迫使居民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既耗费大量的行政资源，还可能产生大量的行政纠纷。

    几千年前，商鞅曾感叹，“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今天的你我如何不再重复昨天的故事？关键是要跳出简单粗暴的“罚”或“奖”的老框框，提升治理智慧与能力，想办法寻源治理，明晰政府、公共场所管理者、执法者以及普通民众在垃圾分类中的责任与义务，形成充分的制约机制，确保制定的法律真正有效实施、约束和惩戒人的行为。中看不中用的“花瓶立法”，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