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自然经济时代的农夫，计划经济时代的公社成员，商品经济时代的职业农民反映着一种全新的经济关系，他们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以需求指导生产、以新品引导市场、以商业活动为舞台、以市场运作实现利润最大化。他们是经商的农民，是务农的商人，是农业领域的理性经济人。（详见今日本报经济新闻版）

　　改革开放30余年，农村社会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无法满足农民的增收需求，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寻找机会，农村则留下了老人、妇女和儿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解读2013年一号文件时称，我国现有2.6亿农民进入城镇和二、三产业就业，不少地方出现了“空村化”现象。因为精英流失，农村致富无人、发展无力，新农村建设的诸多措施，政府推动而农村不动。职业农民的出现，或可理解为破解三农危局的抓手。当前，相较于全省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10万职业农民能解决的问题，恐怕在小数点之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可以期待农民工返乡归农成为潮流、城里人下乡务农成为时尚，带着他们的资金、技术、现代经营理念，他们将在新兴行业、规模农业、农业经纪等领域大显身手，现在的政策扶持和社会帮助，或将换来“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新农村画卷。

　　往深一步说，职业农民的意义远不止农业本身。传统中国有“四民”之说，但所谓士农工商，不仅意味着“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的职业分途，更是一种社会层级的壁垒、身份地位的区分。农户世代务农、商户世代经商、灶户世代煮盐、匠户世代做工，除科举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社会阶层基本固化。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除招工、参军、上大学，城乡之间的流动基本无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性增强，但从农村到城市、从内地到沿海的单向度特征十分明显。职业农民的出现，将在广大农村地区为社会流动撕开一个大口子，一张车票，农民可以进城务工，一个项目，市民可以下乡务农。无关身份与地位，务农只是一种职业、一种生意、一种买卖，想干的尽可以来，不干的都可以走。

　　众所周知，社会流动性越强，机会就越趋均等，因为流动性使社会的分层结构保持开放，从而增加社会成员改变自身地位的机会，并给社会系统注入活力，在促进社会公平、社会整合、社会协调的同时，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中国不再以农业大国自豪，但中国毕竟是农业人口大国，从职业农民出发，我们或许可以设想一个人尽其才、地尽其力，对外开放、对内更加开放的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