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国家审计署在官网发布“国务院关于201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指出，卫生计生委主管的9个所属事业单位，利用所在部门影响力，采取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表彰、有偿提供信息等方式取得收入共计17.79亿元。其中，中华医学会于2012年至2013年在召开的160个学术会议中，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对此，卫生计生委主管的某事业单位的一位项目主管称，企业赞助社会组织办会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非常普遍。“这些说起来也是跟美国学的。”（7月1日《中国经济周刊》）

　　报道中的几个细节，尤为耐人寻味。其一是，一家外资药企市场部经理张扬（化名）告诉记者：“中华医学会两年拿到8.2亿元赞助费真心不算多！”“像咱国内某心血管内科牛人组织的学术交流会，人家凭借个人影响力，一次就能拉来赞助两个亿！”其二是，卫计委这位主管所说的社会组织办会拉赞助，“说起来也是跟美国学的”。其三是有社会组织秘书长称，从主管部门退下来的官员，“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到协会主持工作，既发挥余热，创造价值，又在做一些担任公务员时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

　　牛人组织学术交流会，可能只是私人或者企业性质，这和中华医学会这样的机构组织的会议，有本质差别；拉赞助“学美国”，但美国决然不会有“二政府”，退休官员不敢也很难去做“担任公务员时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因为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也有方方面面的行业协会，但“遍布每个角落的行业协会，是业界人士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发组织起来的非官方、非赢利组织”。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看来，行业协会乱象丛生的根本原因，是其与政府、企业间存在利益输送。行业协会不仅可以作为一些政府安置退休干部的去处，个别地方和部门的行业协会，甚至变成了政府敛财的另一种“常规”渠道（见6月27日《中国青年报》）。还以中华医学会为例，两年收企业赞助8.2亿，肯定是“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其和企业间的利益输送，肯定也不仅存在于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表彰、有偿提供信息等层面。如若不然，也就不会存在有社会组织秘书长所说的，退休官员能做“担任公务员时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

　　既然国家没有明令禁止，卫计委此番对“中华医学会两年收企业赞助8.2亿”的包庇，在情理之中。所谓的拉赞助“学美国”，不过是个故意装傻充愣的借口。但愈是如此，愈是说明对各个层面与领域存在的行业协会“二政府”，大刀阔斧进行利益剥离、规范约束的必要。

　　据不完全统计，近3年来，至少有13家行业协会因非法敛财被曝光。其中，涉及交通运输的有3家、建筑工程的3家、医疗药品的3家，其余分别涉及餐饮、互联网服务等行业。以此而言，此次卫计委主管的这些事业单位涉嫌非法敛财，不过是此类问题“久治不愈”的再度爆发。对此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树义认为：“一个行业协会，既不能像政府，也不能像企业。”支撑行业协会运营的应该是行业本身，而不是跟市场或政府的“捆绑关系”。复旦大学教授胡守均提出，要通过社会选择，对形形色色的行业协会形成优胜劣汰。延伸至下就是，逐步剥离部门、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隶属、利益输送，让行业协会重拾本质属性，才是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