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显示，浙江、上海、北京等10个地方登记管理的基金会是公益行业的主力，每年的捐赠收入和公益支出额占全国的80%以上。基金会中心网副总裁陶泽称，“如果它们不公开信息，公众就无法知道善款用在了哪里，而这个比例竟然占到了83%，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状况。”在善款流向榜单里，有的地方只有8%的基金会进行了披露。（7月8日《新京报》）

　　自从“郭美美事件”发生以来，“无信任、不公益”概念逐渐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我国公益机构尤其是基金会数量正在迅猛增长。这是一件好事，但也意味着本来就尚在发育中的监管力量，面临着更大的工作量和更高的工作难度。民众、媒体大多将聚光灯对准一些知名机构，而一些知名度不那么高或者非全国性的基金会，则没有得到太多关注。

　　当然，随着社会理念的进步，不少公益组织也认识到了透明公开对于自身的意义，民众在捐赠时也会“用脚投票”。行业的自净效应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但仍然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让基金会敢于公开、善于公开。在这方面，两个案例很有代表性。一是嫣然天使基金遭到外界质疑，李亚鹏却回应称“从法理上讲没有公布更多的义务”，而引起轩然大波。随后民政部门介入调查，但至今都未公开调查结论。先不论爆料是否属实，嫣然天使基金在这一场事关透明公开的舆论战中，已经输掉了不少来自民众的信任。另一则案例则是不久前，有网友质疑李连杰贪污壹基金雅安地震捐款三个亿，李连杰立即通过微博回应称自己没有财务章也没有签字权，不可能调动资金，而后壹基金秘书长杨鹏也通过博客晒出了相关善款的使用计划。壹基金的迅速反应，消除了网友的疑虑。两相对比，各类基金会应从中学到一些东西，主动公开、迅速回应，才能维护好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公信力。

　　除了行业自净外，解决基金会透明度不高的问题，最关键还得加强外部监督的力度和硬度。首先，目前对各类基金会实施监督的主要还是民政部门等政府机构，民间、媒体缺乏监督的专业能力，急需引入第三方监督力量。而目前全国仅有基金会中心网等少数几个民间机构在从事基金会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工作，要让这些专业“找茬”的第三方监督机构生存下来开展工作，不仅需要基金会管理方的主动接纳，也少不了政府部门“扶上马送一程”。

　　其次，针对社会组织的信息披露其实早有相关文件、规范，但具体执行却并不到位。有不少公益界人士声称，不少未达到公益支出标准、甚至部分连年度资金使用明细都难以自圆其说的基金会，依旧可以通过年检，政府部门对基金会年检似有“走过场”的嫌疑。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加强立法，有了一系列文件、规范的探索，根本的《慈善法》应该尽快出台，以法律划定信息公开标准和违规处罚方式。此次还应切实把好年检关，查阅公开报道便可发现，民政部曾公布过个别基金会年检不合格，但更多由地方管理的基金会却鲜有年检不过关的案例，这显然并不正常。在加强行业自律之余，引入更多第三方监督、切实把好年检关，才能以“硬监管”倒逼基金会提升透明度，重塑公益事业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