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福喜“过期肉”事件引来社会各界密切关注。要确保食品安全，必须从根本上加强制度体系建设、加强监管体系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完善。要清醒地认识到，食品安全工作必须调动社会各类主体共治共享，实现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我调节的良性互动。

　　连日来，上海福喜“过期肉”事件持续发酵。随着政府调查深入和媒体披露更多细节，舆论反映也比较复杂：批评政府监管不力者有之，痛斥企业违背诚信者有之，要求法律重典治罪者有之，呼吁社会举报揭黑者亦有之……由此足见，各界对该事件关注程度之高，及其社会影响之恶劣。

　　但失望也好，激愤也罢，仅止于情绪的宣泄，无法弥合对公众心理造成的伤害，也无法阻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当我们痛定思痛后必须深入反思：为何在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的情况下，仍有此类恶性事件发生？在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应从哪一环节突破，才能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共治？

　　人们对福喜“过期肉”事件之所以格外关注，一是该企业并非小作坊，而是跨国公司，在华经营20余载，号称拥有最先进的质量控制体系。二是福喜产业链下游，对应着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一众国际品牌，却不料这些企业所谓“最严格质量标准”近乎形同虚设。三是事件发生于上海，一般认为相对于小城市，大城市食品监管的能力和力度更胜一筹。

　　这些事实表明，制约我国食品安全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次加大处罚、以儆效尤就能解决，而必须从根本上加强制度体系建设、加强监管体系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完善。

　　法治是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只有严守法规标准，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才能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亟待完善修订。按照国办印发的《2014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不仅《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需要修订，还要制定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督管理办法、食源性疾病管理办法、食品相关产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规规章。特别是，要形成配套性落实细则，明确对地方政府实施问责追究制度，对违法犯罪分子依法给予最严厉的民事、刑事处罚，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衔接，为“重典治假”建立坚实根基。

　　其次，食品安全是“管”出来的，但首先是“产”出来的。食品安全监管的本质是解决市场失灵，即政府依据规则对生产经营者行为进行引导限制。理想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应让各方面激励约束集中到生产经营者行为上。在这一设想中，龙头企业、品牌企业本应发挥示范作用，并通过市场机制挤压那些“黑作坊”和不良企业生存空间。但现实却是，由于市场主体快速发展、产业链延伸变化等原因，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尚不能对安全生产起决定性作用。不仅一些小企业敢于无视法规，连大企业也抱有侥幸心理，使市场的自我约束失效。这种生产源头安全隐患的积聚，加剧了监管部门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

　　再次，食品监管部门手段落后、能力不足，已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此次媒体报道中，三个细节值得关注：一是这个公然造假的企业，今年竟被评为“嘉定新城(马陆镇)食品安全生产先进单位(A级)”；二是质检部门前往检查时，迟迟进不了企业的大门，直到公安机关出面才得以进入；三是及至监管部门对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要求提供经营和问题食品召回情况，对方依然不予正面回复，局面甚至“剑拔弩张”。这些细节至少暴露出：一方面，监管部门此前对福喜的监管是多么流于形式；另一方面，相对于企业造假时的隐蔽，监管者的执法手段是多么脆弱。可见，尽快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加强基层执法力量和规范化建设，强化监管技术支撑和信息化水平等，已切切实实迫在眉睫。

　　对福喜“过期肉”事件的调查仍在继续，公众期待更多事实真相，并在现有法律法规基础上，严惩肇事企业，以及相关监管者、涉事企业等。只有对造假者“零容忍”，并处以“倾家荡产”式的严罚，才能对那些企图造假或尚未被发现的企业，和失职官员形成足够的威慑。但同时，社会也需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食品安全治理远非一次严惩能够解决。目前的食品生产体系中，任何主体都无法单独应对广泛分布的安全风险，必须调动社会各类主体共治共享，实现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我调节的良性互动。当务之急，政府必须从重点领域着手，严格监管执法、严惩违法犯罪。长远看，则必须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构建起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法治保障的食品安全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