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开启提质、增效、升级的经济发展新阶段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全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支撑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日渐式微时，我们唯一的出路仍然是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继续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动力，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创造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红利”，开启一个提质、增效、升级的经济发展新阶段。面对紧迫的任务，我们要坚定目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找准改革突破口，让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领域和环节，力求“一子落”，激发“全盘活”。

　　比如资本市场。资本是流动性最强的生产要素，是牵动发展全局的一条经济血脉。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既有利于分散融资过度集中于银行信贷的风险，也有利于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满足居民投资需求和增加更多财产性收入。但是，我国资本市场在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股票市场，近几年并未与经济同步增长，持续低迷和估值较低严重打击市场信心，所产生的“负财富效应”对实体经济是一种“抽血”，对消费和投资也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制。对此，专家们指出，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没有完全市场化，围绕着资本市场的生态环境也没有市场化，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外部环境更没有市场化。这不仅严重制约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完善公司治理两大核心功能的有效发挥，也严重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资本市场一头连着投资、一头连着消费，我们一定要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保护广大公众投资者利益出发，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资本市场中的体制性制度性问题，采取切实改革措施落实新“国九条”，积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上市企业分红、信息透明等制度，增强股市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加快释放资本潜力，使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获得更加充实的血脉滋养。

　　比如科技创新。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已经走不通，新路就在科技创新上，就在加快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这是一着“先手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过度行政化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有限的科技资源难以实现优化配置，科技资源短缺与闲置浪费并存，资源利用和投入产出效率不高。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就要紧紧抓住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这个核心问题，对科技管理体制、决策体制、评价体系以及科技系统组织结构、科技人员人事管理制度等，有步骤地系统推进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现代科技体制，最大限度调动和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力，真正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

　　比如扩大消费。消费是最终需求，也是社会再生产得以顺畅运行的关键环节。消费不足，就会出现市场疲软，一味扩大投资只能进一步恶化供求关系，甚至带来全局性的风险。目前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50%左右，不仅远远低于全球平均80%的水平，也大大低于上世纪90年代初60%的水平。差距也是潜力，13亿人的大市场，是中国经济独一无二的最大优势，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重新认识消费、真正重视消费。为此，就要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着力提高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培育消费热点；要以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为重点，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切实解决差距较大问题，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增强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还要不断发展壮大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积极拓展新型领域，推行现代流通方式，鼓励商业模式创新，在开辟新的消费增长点上下功夫。

　　比如制度创新。当前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但多边贸易体制遇到很多障碍和困难，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要素优势逐渐显现，而我国的传统竞争优势日渐衰减，扩大开放面临新的考验。基于这种形势，探索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模式创新，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意义重大。为此，上海自贸区的试点以及实施的“负面清单制度”、“工商一口办理”、“过程监管”等措施，将为各地提供成熟的经验。当前一些地方把自贸区当成招商引资、跑马圈地的“利器”，显然还没有摆脱传统思维定势。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基石是制度自信和制度创新，迫切需要用新思想、新办法破除长期积淀的旧习惯、老框框，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通过各领域改革的联动集成，激发市场活力，构建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机制。

　　应当强调的是，要渡过经济减速关口、平稳转向新常态，防控化解各类风险难以避免，也十分复杂，对于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泡沫以及信用膨胀、财政收支压力等方面的问题，还需强调底线管理、主动有为。当前，中央反复释放“经济增速放缓处于可容忍范围”信号的同时，正在有条不紊地按着既定步调推进改革，态度和力度都表现出强大的定力和决心。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以一往无前的进取意识、时不我待的机遇意识、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让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