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突然宣布，解聘专家咨询组成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原因是其“违反工作纪律”。有人指控张收了正被反垄断调查的美国高通公司600万美元，张回应是“扯淡”。他说，他被解聘是因为帮外企说话了。

　　网上有人指责张昕竹吃里扒外，甚至骂他是“汉奸”。这些说法是否公允，姑且不论，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他在高通反垄断案中扮演了两个角色，存在两种利益的冲突：既是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聘请的专家成员，又是高通的“反反垄断”咨询专家，一身二任。

　　专家接受委任，即应进行利益“回避”，或者站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一边回绝高通的聘请，也可以先向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请辞，接受高通的咨询请求。这是一种必要的伦理自觉。否则，就像人们骂少数腐败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一样，人们自然就骂专家吃里扒外了。

　　张昕竹说，他只是帮外企说了话，“就好比我给死刑犯做了辩护，任何一个案子都有正方和反方，不能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吧”。这听起来有些道理，外企站在中国反垄断的被告席上，有权利获得辩护。辩护可以来自代理人，也可以来自第三方学者。但张昕竹不是第三方学者，因为他做了高通的咨询专家，重新陷入一个伦理困境。

　　既然很多人指责张昕竹吃里扒外，这里面会不会涉及法律的是非呢？甚至会有人问，为什么不对他采取法律措施？一名受聘于国家机构的专家，有可能存在泄密的问题。我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最高可处无期徒刑。

　　具体到高通反垄断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咨询专家组只是将张昕竹解聘，似乎意味着没有泄密问题。张昕竹是专家组成员，但有关部门并没有就高通的问题就询于张，张没有参与具体案件。但我们还是可以设想，张属于“消息灵通人士”，有可能了解某些内幕消息，从而具备泄密的条件。

　　由于缺乏更多详情，这里能够讨论的还是伦理问题。据张自我辩解，他没有收高通的钱。而高通承认向“经济学集团”付了费，请其撰写证明高通不构成垄断的研究报告，而张昕竹是“经济学集团”董事和研究员，也是研究报告第二作者。就是说，高通的钱不过是经过了“经济学集团”的一次转手，这就像跨国药企请中国机构组织会议，并以其名义邀请特定医生参会，其本质是一种隐蔽的行贿方式。

　　张昕竹显然看重钱，君子爱财，本身没错。但当你决心赚高通的这笔钱的时候，就有向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咨询专家组请辞的道义责任。这使人想起孔子的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说到这里，似乎还是不能排除法律的问题。张昕竹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而中国社科院是国立研究机构。在美国，国立研究机构的对外交流是受到严格规制的。张昕竹带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身份加盟美国盈利组织，帮助高通在中国“反反垄断”，肯定是钻了法律的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