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资源投入扶贫的总量与经济社会发展、民众财富水平不相匹配，很重要的原因是缺少有公信力的服务机构和服务平台，以及引导、鼓励政策还不够给力

　　10月17日是我国首个国家“扶贫日”；当天，中国大陆的不少“果粉”也买到了期盼已久的iPhone6手机。

　　这两个新闻事件放在一起，耐人寻味。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扶贫标准，2013年我国对应的贫困线为2736元。“贵族手机”iPhone6的售价大体上是贫困线标准的2倍，而去年我国iPhone手机销售量已突破4000万部。

　　这样的“落差”折射出我国不平衡的发展现实：一方面，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去年全国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20%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6389元，规模约为1.5亿人。另一方面，我国还有8246万贫困人口，扶贫开发、共同富裕任重道远。

　　这种“落差”自然会让人想到，应该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富。这也符合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方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扶贫已初步形成了以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军队和武警部队扶贫为引领的基本框架，在减贫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整体而言，还有很大潜力可挖。

　　比如，我国居民人均存款已超过4万元，我们身边愿意参与扶贫的人包括“果粉”越来越多，但实际上我国社会资源投入扶贫的总量与经济社会发展、民众财富水平不相匹配。2011年全社会慈善捐赠总额817亿元，仅占GDP比重的0.17%，其中个人捐赠额占比不到20%，而在美国这一比例高达75%。

　　其实，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潜力与现实之间有差距，很重要的原因是缺少有公信力的服务机构和服务平台，以及引导、鼓励政策还不够给力。

　　经过近几年比较严重的信任危机，公益组织迫切需要以自己的规范运作、公开透明等实际行动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政府也应加强引导，搞好服务，有力监管，协助公益组织动员更多力量，调动更多资源，更好地参与扶贫开发。

　　企业在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等方面优势明显，他们捐资助贫尤其是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能对贫困群众脱贫发挥很好的辐射带动作用。让更多企业愿意扶贫，除了引导它们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还需强化经济利益的驱动。已出台的企业扶贫捐赠税前扣除、市场主体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等相关支持政策有待全面落实，在此基础上还需进一步创新完善相关鼓励政策。

　　减贫需要最广泛的社会参与，期待你我共同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