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常态化,既考验政府也考验国民,更现实的选择,是一步一个脚印,官民一起“减排”,一起驱霾

　　短暂的蓝天白云之后,雾霾再次笼罩北方大地,雾霾天气已经越来越常态化。如果遵照医生的专业意见,雾霾严重时就应该避免出门、减少户外活动,可是,在雾霾日常化的背景下,这种自我保护并不现实。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只能保证特别重大的活动不在雾霾严重的情况下进行,这就是为什么奥运会、APEC期间会启动紧急减少碳排放的措施。

　　雾霾的日常化,使人们对雾霾不再惊讶,而是在调侃和无奈中接受。秋高气爽、风和日丽,这是传统上的气候；而现在,从秋到春,雾霾都已经成为天气预报中的“常客”。

　　雾霾的日常化,也让人们对GDP崇拜深恶痛绝。诚然,GDP崇拜令人厌恶,但是,从农业社会起步,然后完成工业化,再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这大概也是难以逾越的过程,这个过程已蕴含在“初级阶段”的判断之中。

　　不处身官场,大概很难了解节能减排作为硬指标已经硬到什么程度。今天,任何一个地方的主政官员,无不背负着节能减排的“死命令”,这个指令已经跟计划生育、维护稳定等一样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即使哪个地方还想GDP崇拜,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由着性子来了。单位GDP的碳排放是否下降到规定水平,具有一票否决的分量,否则,一些地方也不至于为达标而在年底集中限制用电。

　　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承诺,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降40%至45%。以中国的行事风格和动员能力来说,如此具体的承诺,是一定要不打折扣地实现以昭信用的。压力传导到地方,就是减排指标已经成为高压线,成为考核的必达目标。

　　饶是如此,中国正在高速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之中,单位GDP的碳排放大幅下降了,但与此同时,GDP迅速增长所增加的碳排放,在相长时间内还是会远高于单位GDP碳排放下降而减少的排放。这就是说,与雾霾长期同行,大概是人们不能不有所准备的一件事。

　　就经济发展阶段的相似性来说,今天的中国大概相当于处在率先工业化国家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期的过程。那时,率先工业化国家给人的印象并不是阳光明媚的,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冲突激烈,环境也很糟糕,甚至人们连环境保护的意识都没有。今天的伦敦可以证明,它在历史上以“雾都”闻名,其实是陷入了严重的大气污染。《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绿色运动在二十世纪中叶才出现,表明环保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是相当晚近的事情。

　　我们并不能说,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只能亦步亦趋地先污染个上百年再来治理环境,这不仅荒谬而且事实上不可能。无论中国自身的资源环境约束,还是国民和国际上环境意识的高度觉醒,都注定不能这样。但是,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也不能不重视,如果环境保护不是在发展中实现,而是以发展停滞为代价,社会也将不可承受。如果常年保持百分之三十的工厂关闭,将会有多少人失去工作机会,又何谈个人获得自由发展的条件?

　　后发展国家的复杂性,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环境与发展、生态权与发展权的互搏。后发展国家其实还承担了世界的义务,在国际分工中,它为世界生产产品,但人均消费并不高,它为生产所进行的排放,很大部分是供发达国家的人们实现消费的。就人均消费后面的排放来说,后发展国家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其遭受的环境污染,很大程度上可谓发达国家转移了的环境代价、发达国家公民生活水准在环境上的远距离排放。

　　吊诡的是,对后发展国家而言,参与这样的国际分工,成为“世界工厂”,是其需要加入的经济秩序,但自身经历环境困扰、处身雾霾之中,同时遭受发达世界的环境责难,几乎是一种阶段性的宿命。

　　说到底,雾霾常态化,与每个国民的生活“现代化”、消费水平的提高息息相关,可以说是人人有份。所以,面对雾霾常态化,既考验政府也考验国民,对治理预期,既不能不切实际的急躁“跃进”,更不可“死猪不怕开水烫”式的麻木,更现实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官民联手,从各自的担当责任,点滴做起,一起“减排”,一起驱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