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瓶颈在于，在GDP之外，当下确实不易找到新的、方便而客观的考核指标，既要防止走任人唯亲的老路，又要防止“GDP至上论”卷土重来，并非易事。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目前多地正掀起“小机场”建设潮，其中八成客流不足，靠巨额财政补贴维持。

　　从“高速热”，到“地铁热”，再到“小机场热”，是“GDP至上论”的具体表现。毕竟，官员升迁靠政绩，而GDP统计最直观。

　　一个小机场，动辄三五亿，大一点的10多亿，客流不够，则扭亏无望，可只要能拉动GDP，就会有人甘心把大家的血汗钱往水里扔。这些年来，多少“鬼城”冒了出来，多少稀奇古怪的大楼被建了起来，可谁被问责了？又有谁的前程因此被耽误？

　　没有事后问责，等于是鼓励了少数人的短期行为。会花钱的成了“有为”“能干”“有魄力”，倡节俭的反而成了“保守”“无能”，这必然带来两大恶果：一是投资效率越来越低，拉低社会的整体效率；二是资源越来越集中，窒息了其他经济形式的发展空间。

　　GDP偏爱“铁公机”（铁路、公路和机场），因为它们风险较低，相对安全，适合大资金运作，被质疑时，官员们可以拿出“要发展地看问题”来搪塞，他们更熟悉基层情况，所以总能拿出“科学数据”，证明今天亏小钱，明天赚大钱，可真到了明天，他早已转任高升，无人追问了。

　　权力与责任一旦分离，必然会有人从中投机，乱花钱而不必承担后果，官员们当然要争先恐后。杜绝“GDP至上论”，不要“带血的GDP”，中国经济已发出足够清晰的声音，但关键要看在制度层面上是否有保障。

　　现实瓶颈在于，在GDP之外，当下确实不易找到新的、方便而客观的考核指标，既要防止走任人唯亲的老路，又要防止“GDP至上论”卷土重来，并非易事。这也是为什么，叫停了这个“热”，那个“热”又起，裁撤一个项目，又有千百个项目“暗渡陈仓”。总是这样让问题追着跑，而不是去拔本塞源，恐难长久。

　　保证政府投资效率，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从发达国家经验看，不让资源过度集中，鼓励民间更多参与，在决策环节充分参考民意，总之，公众的事公众办，相信市场，相信集体理性，就能从根本上祛除GDP依赖症。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