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打通了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战略通道，将沿线国家纳入中国发展轨道，为我国长远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在这一战略下，如何更好地实现交通、贸易、金融等方面的互联互通，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前，在信息时代和航空时代的双重主导下，我们正在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大空间时代。一种以国际枢纽机场为依托，通过空中通道和信息化通道与世界重要经济区取得密切联系，为人流、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更大空间流动提供平台的综合性新型门户城市——国际空港城市正在兴起。美国的孟菲斯机场被认为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空港城市，每年给地区经济带来的影响高达220亿美元，创造16.6万个就业岗位。

　　自1959年爱尔兰成立香农国际航空港自由贸易区开始，空港城市已经历了四代演进，第一代纯粹是机场，第二代是机场加配套服务区，第三代是机场加临空经济区，第四代是国际空港城市。目前世界上许多空港城市正在由第三代向第四代过渡。

　　国际空港城市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打破了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沿海、内陆梯度转移的规律，构成了全球高端产业以国际空港城市为平台，点对点、跨洲际网状布局，在全球配置资源的大空间格局。

　　近五年，我国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型枢纽机场所在区域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值普遍高出所在城市GDP增长率。全国各地已经认识到建设空港城市的战略意义，目前已规划建设了60多个空港城市，普遍定位为本地区未来发展的增长极或引擎。

　　但整体看，我国空港城市发展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空港城市自身规模小，驱动经济发展的力量还不够大。而且，大部分机场与城市主城区都有一定距离，几乎没有城市应具备的任何功能，如果采取传统的城市新区“滚动开发”模式，根本不可能借助主城区已有的功能。因此，我们更应该使用“功能整体构造、项目协同建设”的全新开发模式，比如2011年6月西咸新区空港新城成立以来，瞄准第四代空港城市定位，把146平方公里分为五大板块，同时构造商业、会展、保税、居住、休闲等城市功能，同时布局飞机维修、航空物流、加工制造等临空产业项目，已形成了空港城市功能与产业协调推进的局面。

　　未来，世界核心枢纽城市的分布，将逐渐摆脱对海岸线、河流和交通线的依赖，呈现出依托空港在全球均衡布局的趋势。谁拥有国际空港城市，谁就掌握了配置全球资源的主动。我们应加快布局国际空港城市，抢占发展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