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近日，来自北京、浙江、河南等地的14位律师联名致信国务院，建议尽快废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律师的建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启动程序评估社会抚养费征收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对公众造成的伤害；二，启动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修改法律中有关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条款；三，建议尽快废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取消社会抚养费的征收。

　　12月20日，《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征求意见刚刚截止。其修订的内容，比如将社会抚养费征收权力收归县级计生部门、设定了“不高于三倍年收入”的统一上限、避免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重复征收等等，获得了舆论好评。此次14位律师的联名信，在这个新闻当口放大了多年来废止抚养费的呼声，可以看作一种将公众关注点由“收费程序合法性”上升到“收费本身合法性”的努力。

　　在当下语境中，超生罚款能废除吗？这个问题和计划生育问题是同构的，本身包含着多个讨论的逻辑。如果我们从基本权利上提问，计划生育到底是不是对私权的侵犯，一个公民到底有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生养多少儿女？答案肯定是不言自明的。但同样在这个层次，我们还可以这样反向发问，如果人口膨胀影响到了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到底是控制人口好还是放开人口的政策好？如果多子女家庭挤占了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资源，前者是否有责任做出一定的社会补偿？答案也同样是明显的。放开二胎的政策经过了漫长而激烈的讨论，且至今也未平息，根本说来正是源自于这个价值困境，社会抚养费废止与否也同样受困于此。

　　社会抚养费早就备受诟病，近年来造成的家庭悲剧屡屡见诸报端，但客观说来，还没有另外一种能够在大方向上控制人口规模的手段来取代它。另外，如果说社会抚养费造成的社会问题，可以通过严格规范和监督来解决，废止它可能带来的效应却不是靠一两项政策调整能够消解的。

　　在14位律师联名信的三个建议中，启动程序评估社会抚养费征收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启动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现在是可以操作的，并可以此提升社会“观念的水位”，让社会抚养费征收以及与其相关的计生政策在全民注视下操作。而“尽快废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取消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则是一项价值目标，需要随着中国人口政策的动态调整和不断论证，慢慢接近。

　　解决眼前的问题，社会抚养费先要公开化。这种公开，包括收取的公开，也包括支出的公开，其主要用途——“统筹用于本地区各类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支出”，应该在收取该费用的计生部门同级财政中充分体现。同样，其征收程序、执法手段也应充分法治化、透明化，并引入外部监督力量。废除社会抚养费的呼吁本身，也是要督促这项公共政策向合理化更近一步，先把明显已经有社会共识的要求达到，才谈得上废除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