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意义上的转型,并非是单纯的股东性质改变或注资方式变化,而是核心利润来源或核心生产要素的变革,以及源于传统生产技术的大幅优化或是新技术的应用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视察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时表示,希望该银行在普惠金融发展方面,不仅自己能杀出一条路来,而且能为其他企业提供经验,同时也希望以微众银行的成功倒逼传统金融机构的改革。(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5版)

　　从当初的民营银行“打破银行垄断暴利”,到如今的互联网银行“倒逼传统金融机构改革”,虽然总体政策目标始终是希望新兴力量的“鲶鱼效应”促进传统银行的业务转型,但“民营银行”到“互联网银行”的主体切换,却反映出主管部门对银行业变革及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路径认知的变迁。

　　近几年来,银行业改革问题之所以愈发受到主管部门重视,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银行机构凭借无可匹敌的雄厚资本实力,在社会融资结构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原有的银行业务牌照管理制度,又在事实上让银行机构处于垄断经营地位,这使得银行业长期缺乏实质意义上的竞争。坐享“牌照红利”“垄断红利”的传统银行机构,当然不会有动力放弃高额利润回报,而实现企业融资成本的降低。

　　正是基于此,主管部门从一开始就把引入民营资本获取银行牌照,作为打破银行业改革僵局的主要路径。然而,各家民营银行一年多以来的筹备实践情况,似乎与人们寄予的厚望差距不小:关于业务范围的限制和开展银行业务所需的巨大软硬件前期成本投入,令部分民营银行股东倍感“鸡肋”；而缺乏金融业务实践经验的股东方背景,则令监管部门大为紧张；至于民营银行可能成为新垄断者或是民营银行规模过小难堪大任的批评和质疑,同样不绝于耳。

　　而在民营银行可能“事与愿违”的背后,核心问题恰恰在于,不管是国有银行还是民营银行,只要沿用传统的银行经营模式,则其利润高低始终与资本多寡高度相关。于是,如果民营银行股东投入的资本微薄,则对降低融资成本无济于事；如果资本雄厚,则股东当然希望获取与之匹配的高额利润回报,此时,民营银行也就变成了高昂融资成本的受益者和维护者。

　　相比之下,“互联网银行”虽然也属于民营银行,但它跳出了传统银行的经营思路,将运用资本获取利润的“食利者”模式,转变为“向信息数据要利润”。通过运用数据挖掘等技术,“互联网银行”一方面大幅压缩信贷业务成本,另一方面也在投入资本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大幅提升了资金的运作效率,从而实现了盈利模式的创新。

　　在这样的模式下,互联网银行便可在降低贷款成本以快速开拓市场的同时,保证股东的资本投入仍能获得不错的利润回报,从而实现股东持续投入资本的同时,贷款融资成本也保持降低趋势,最终真正带动整体企业融资成本的降低,进而在真正意义上形成对传统银行机构的改革压力。

　　事实上,不独互联网银行,对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真正意义上的转型,并非是单纯的股东性质改变或是资本注入方式的变化,而是核心利润来源或核心生产要素的变革,以及源于传统生产技术的大幅优化或是新技术的应用。唯有从这个角度加以审视,人们才能真正找到“是否需要工业化4.0”以及“马云赢了,则中国就输了”等争议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