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一些科创园大唱“空城计”,被媒体曝光。记者采访发现,巨资建设的科创园空置率很高,有的科创园甚至空无一人。如此荒芜的景象,就连当地一些园区负责招商的人士也苦不堪言。招商人员坦陈,园区规划布局不够科学,导致政府背负很大的债务压力。(1月13日《中国青年报》)

　　这些年,“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的金句深入人心。随之而来,就是各地开发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的大竞赛。几乎各个市都要建新城,各个县都有数个开发区,各个乡都有工业园,一度是一个极为普遍的景观。要命的是,“凤凰”来了没有,却没有多少人真计较。

　　许多地方的主政者最关心的,不是这些园区的招商、营运和收益,而是年复一年、届复一届地扩大园区面积。比如,2011年7月,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从无锡调任南京不到4个月,就提出要在全市建设20个紫金科技创业特别社区。前述报道中唱“空城计”的多个创业园,杨卫泽曾高度重视,不仅去视察过,而且还多次表扬江宁区成效显著,走在南京的前列。

　　经济新常态是已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新名词,这意味着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不再追求牺牲质量只求数量的粗放发展模式。在这种新常态的视野下审视,“园区倍增”或许是一种病。

　　“园区倍增”绝不等同于“工业倍增”、市场倍增、效益倍增。多少年来,地方主政者十分看重发展各类园区,动辄要求每个园区每年以数十平方公里的速度推进。仿佛只要园区的大饼摊开了,什么都好说,工业和效益也能同步增长一样。其实,这种“病”只有“公家人”能够患得起。试想一个开餐馆的人,当一个店生意都不能维持时,还会开一家分店么?大多数情况下,“园区倍增”只不过是园区面积的增加而已,连虚假繁荣也换不回。

　　“园区倍增”意味着各种资源的浪费。在“园区倍增”面前,土地资源、耕地面积、山河面貌、青山绿水、环境保护、原居民利益等,似乎都不需考虑。运动化的推进,才是唯一的大事。在“园区倍增”面前,一些地方政府从不计成本,为了加大园区建设的投入,不仅可以在政府“财政大饼”中挤压民生支出的空间,而且可以毫不手软地扩张早已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地方债务。

　　“园区倍增”很坑爹。除了相关主政者换来了有魅力、敢于跳起来摘桃子之类的名声(在新常态下未必一定是好名声)外,“园区倍增”很可能绑架一些人的利益。

　　比如江宁区的那些园区,虽然空荡荡的,但是也虚列了许多知名企业的名头:什么甲骨文南京研发中心、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中国药科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美国Stepan公司总部等。一些公司哪怕分身乏术,恐怕也架不住地方政府和招商人员的轮番游说,为此多少要牺牲一些精力,做出一些姿态,付出一些无意义的成本。至于为了园区建设,园区管理部门不断进人增编,管理机构及人员越来越多,政府招商人员越来越膨胀,过着一种空有压力全无效率的生活,地方政府更是从来不拿它当一种“成本”来认识。

　　当然,我并不是说园区建设全都是不应该的,但其必要性应该仔细考量。“空城计”提示我们,有没有必要进行“园区倍增”,尤其需要进行必要性的论证和经济效益的考察。否则,一往无前地倍增,很可能便成为一种“盲人骑瞎马”式的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