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资必须根据本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量力而行；同时，央地两级分税制也有必要改革，要适当提高地方政府的财税分配比例，使其财权与事权匹配，减轻财政压力。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昨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被记者发问：“区域性地方债危机会不会出现？”这其实也是我国民众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楼继伟的回答很干脆，一是地方债的风险总体可控，二是局部地区债务比例过高。这两句话基本勾勒出我国地方债的现状。虽然地方债是一种由发债主体自发自还的债务，但由于我国不存在政府破产机制，即使某个地方政府真的发生了债务危机，中央财政事实上不可能会坐视不管，一定会动用转移支付制度向其输血。但是，如果中央政府的这种功能不加约束，任意放大，又会助长地方滥发债务的风气，导致地方债的问题从局部蔓延成拖累中央财政的全局性问题。因此，对于已经出现在局部地区的地方债比例过高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住。

　　如何遏制地方债的问题，化解风险？楼继伟部长提供了思路，简单说，一是改造成现金流，即增加收费，或者通过“PPP模式”转为企业债；二是对一些历史债务通过发新债替换老债来降下债息。这两条途径对于化解地方债风险，确实能起一定作用，但需注意的是，它们在我国的地方债实践中其实早已有之，且产生了次生问题。一些公共设施建设，现在各地都已普遍采用“PPP模式”，即允许外资、民资等参与公共设施建设，政府允许其收费经营，即使是政府独资建设的一些设施，大多也推行收费服务。这固然可以减轻债务压力，但它也使公共设施改变了性质，成为民众必须花钱才能买到的商品，这无论是对改变政府职能还是减轻民生压力、促进经济活跃都不利。比如，我国高速公路收费制度，就产生了很多问题，至于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由于政府投资过弱而产生的民生压力过大问题，也早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至于借新债还老债，只是一种治标之道，无助于从根本上减轻债务压力。

　　因此，对于地方债的问题，关键在于必须从源头上控制规模，不让其越滚越大。地方债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投资，而这种投资又是为了保住地方经济增长水平而推出的。在政府职能转变以后，地方政府必须严格控制以投资来拉升GDP的习惯性冲动，政府投资必须根据本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量力而行，而不能盲目超前，使政府陷入债务黑洞。同时，实施多年的央地两级分税制也有必要改革，要适当提高地方政府的财税分配比例，使其财权与事权匹配，减轻财政压力。通过这种努力，地方债的规模就能逐步缩小，地方债危机也就不容易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