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亚信非政府论坛首次年会在北京举行。在主题为“构建亚洲能源安全框架：从共识到行动”的圆桌会议上，多国专家学者围绕能源安全展开讨论。各国共同的担忧是自身利益得不到保障抑或受到损害，同时因国情不同每个国家又各有焦虑。能源进口国害怕价格暴涨和供应中断；能源出口国担心价格暴跌和需求萎缩；依靠油气输送赚取收入的国家则忧虑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出现不稳定造成贸易或输送规模下滑。

　　造成能源不安全感的因素有很多，表现形式各异，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四大类：

　　第一类与能源的生产、运输和消费有关。鉴于它们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故可称之为物质型能源不安全。具体来说，可表现为能源产出的稳定性、能源运输的便捷性与通畅性，以及能源消费的可获得性等受到威胁。能源储量耗减或增添，技术进步和替代能源开发步伐停滞或加快，经济衰退或繁荣导致的需求减少或增加，地缘政治经济冲突或动荡的加剧或缓和等，均会提升或降低物质形态能源不安全水平，并终将影响到各国的福利。

　　第二类与供求买卖的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有关。鉴于它们与国家间协定和企业间契约有关，故可称其为制度型能源不安全。至少从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来看：石油禁运、限制石油出口，石油输出国结成利益集团以期操控价格、政府或大多有政府背景的能源企业撕毁供货或支付协议……能源领域内契约的签订与执行难度大，势必耗费更多交易成本以应对机会主义行为。和建立起众多国际规范的贸易投资与货币金融领域相比，能源领域的国际治理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类与以动荡为常态的金融市场有关。当今世界的能源尤其是石油交易，一半左右都是在期货市场上实现的，而绝大多数期货市场上的玩家，既非能源的生产者亦非消费者。在这些人眼中，做石油期货买卖和做其他金融产品买卖毫无二致。期货市场杠杆率非常高，投机性甚强，对美国货币金融政策与国际资本流动敏感依赖，同时受地缘政治影响极大。一有风吹草动，便可能引起价格大幅度波动，甚至会波及能源供求等基本面。

　　第四类与人的认知行为有关。多国专家关注的焦点在于受制于国家间关系的国际能源安全。国家间关系错综复杂，其主要原因在于各博弈者都以国家利益或企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他们之间的竞争关系会使其目标相互抵触；即使存在双赢或多赢的共同利益，各行为体由于受益程度不同通常也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竞争或零和博弈主导了思维，认知型能源不安全就会显现。

　　找到了威胁能源安全的渊薮，也就找到了寻求能源安全的思路与途径。为了减少能源不安全感，充足的投资特别是对相关技术的投入必不可少，多元运输通道与运输工具的需求必须满足，地缘政治稳定理应尽力争取，签订的契约一定要得到遵守，把能源供求及价格作为奖惩武器加以使用需慎之又慎，能源市场上的垄断行为不能容忍，与能源相关的金融产品市场务必受到严格监管，主要国家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将对能源市场的影响考虑在内，国家间的信任尤其需要增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