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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在白酒业寒冬下贵州茅台副总经理“扩军”一倍,平均年薪144万列上市酒企之首。7月13日晚间,贵州茅台发布一份公告称,公司将新增5位副总经理,至此,其副总经理人数达到创纪录的11位,遥遥领先同行企业。同时,新增5名副总经理后,茅台高管人员已到14名,而其年薪更可能高达2107万元。此番举动是否有违相关政策若争议。(7月20日《长江商报》)
作为酒业带头大哥的茅台酒厂,每每自身一点小动作,都会引发公众广泛关注,这很正常。如此公开高管“扩军”行动,不受到网友吐槽才怪。我还注意到,有关方面回应称,此番增设数名副总经理,是为了完成“新老交替工作”。还有行业内专家站出来为此背书,称“茅台虽然是国企,但相对特珠,国企高管减薪主要针对石油、银行等垄断行业,茅台收入分配受此影响不大”。
新老交替说,看似有理,实则难经推敲。哪个单位均存在新老交替,是不是都早几年就先让机构高管层雍肿起来呢?作为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其身兼双重身份,半官半商。国家对此有明确的人员配制规定,怎么能以“工作需要”将机构先期“吹肿”呢?所以,茅台此番解释,难以自圆其说。之所以搞出一个“1正11副”的大合唱,实则是高管们在搞“大联欢”,其乐融融地分享“改革红利”。
而这个“相对特论”也徒具迷惑性。特殊在哪儿,是不是它曾经的“国酒”身份?是不是它曾经是公款招待的“座上宾”?就算白酒真不是石油、银行等类型的垄断国企,但茅台能发展到今天,能仅仅认为它具有“独门特技”吗?显然不能,其发展仍然靠的是一种有形或无形的行政力量的几十年推动。况且,如果大家都拿“特殊”说事,那几乎所有的国企都能掘出“相对特殊”的理由。如此这般,那国家对有国企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就会沦落为摆设了。
回首30年国企改革的历史,国企高管的钱袋问题一直伴随着国情体制、国企改革、公司化治理机制、股份制改造等复杂问题一道起伏跌宕。高管的工资福利口袋鼓瘪状况,既牵涉职业经理人的市场激励,又涉及到员工工资“实质正义与分配相对公平”的系列问题。我们不无忧虑地看到,改来改去,国企高管两头都站的性质一直没改掉。一边有行政级别,一边是公司老板,似乎成了改革的“夹生饭”。
于此,大型国企几乎都要面临着行政权力的干预。因为高管是官场中人,进出的路径通达、进出自如。高管们吃着不菲的“皇粮”,企业赚到钱了,会有高额薪金、巨额福利等;一旦亏损了,对自身损失极小,因为到时候会有政府来兜底。甚至还可以回到机关照样做官。如此,那些大型国企,便成了一些领导平衡利益关系、交流干部的最佳去处。一些官员,一同出演了一场“排队队、吃果果”的灰色闹剧,国有资产在这些人浮于事的官员十指间不断水土流失。
无疑,这是人为制造的分配不公,需要得到国家政策的及时校正。当然,要及时纠编,仅仅依靠媒体的追踪报道还远远不够。近年来,对此类高管乱发乱补的曝光并不少,但追责却一直显得非常疲弱。这需要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保障机制的全速跟进,补齐已经显现多年的制度短板,廓清国企内部职工收入分配较大落差的全部因由。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国企“高管扎堆”的现象屡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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