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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我国资本市场出现异常波动,引起各方面高度关注。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既要立足国内,考虑自身特有的因素,更要放眼全球,从国际经验教训中探寻科学应对之策,走活资本市场这盘棋。
该出手时就出手,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是有效率的,但它不是万能的。即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失灵的问题也屡见不鲜。这个时候,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就应当发挥作用。资本市场也是如此。当危机来临之时,政府果断出手是通常的做法。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道琼斯指数单日跌幅高达22.6%。次日开盘前,美联储宣布全力保障市场流动性,从而迅速制止了股灾的扩散。2008年9月15日,以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为标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面对这一紧急情况,美国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应对措施,包括:通过7000亿美元的救助法案,对重点金融机构和企业注资,大幅降息,进而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等。在应对危机中,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应运而生,各国政府协调采取政策措施,同舟共济克服困难。我国香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也值得一提。1997年10月22日至28日,恒生指数跌幅高达27%,香港特区政府动用外汇基金直接进入股市和汇市,引导上市公司回购股票,限制做空,很快稳住了市场。总的看,面对危机,政府必须及时出手,切实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更是国际共识。
在这方面,国际上也有失误和教训。比如,1929年美国股灾爆发后,政府“动嘴不动手”,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救市行动,任由风险从股市向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蔓延,出现经济大萧条,付出了沉重代价。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一再强调发展要有底线思维,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今年6月15日至7月3日,我国股市出现少见的异常波动,短短半个多月,上证综指下跌30%,创业板指数下跌39%。随后,“千股跌停”“千股停牌”,出现了风险传染扩散的苗头。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有关方面协同行动,及时采取了注入流动性、抑制过度投机等一系列措施,遏制了恐慌情绪的蔓延,市场信心逐步恢复。
稳字当头,注重救助的综合效果
20世纪大萧条以来,全球已发生几十次经济金融危机。对于各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认识和评价并不一致,甚至存在不少争议。任何决策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正如《美国金融危机调查报告》描述的那样,政府要在面对两个严苛而痛苦的方案时做出选择。救助行动是一件“两难”的事,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稳定压倒一切。
救助要适时。为了防范道德风险,美欧等国家通常在风险充分暴露时才出手。如2008年美国的全面救助行动,开始于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后。1989年,日本政府在应对股市暴跌中反应迟缓,错过了救市良机。到了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日本政府反应就很快,迅速采取了注入流动性、鼓励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等救助措施。基于上述经验教训,我国有关方面在应对这次股市异常波动中,一直密切关注,注意把握时机,果断决策。
救助要有力度。国际上通常认为,由于资本市场牵涉面广,资金量大,救助行动必须有足够的力度。否则,就像“泥牛入海”,越陷越深,也会重创市场信心和政府公信力。与美欧等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以散户为主,从众心理突出,“羊群效应”明显。如果救助力度不够,就可能带来更加严重的恐慌和“踩踏”。这次应对股市异常波动,有力度,有纵深,看到了积极成效。
救助要讲方式。从国际上看,各国救市打出的都是“组合拳”,把政府干预与市场自救结合起来,在稳定市场的前提下,逐步恢复市场功能。非常之时须有非常之策。在危急关头,不少国家采取限制卖空、政府资金直接入市等办法,甚至实行暂停政府及银行出售股票乃至休市等应急措施。同时,在操作手法上,都特别注意防范道德风险。从我国这次应对股市异常波动的方式看,既借鉴了国际上的通常做法,也充分考虑了自身的实际情况,在保持正常运行的同时稳定了市场,体现了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和防范道德风险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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