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目前约有股份合作公司1200多家，总资产逾1500亿元。但股份合作公司发展很不平衡，改革停滞不前，土地资源有限、经济发展方式单一、管理人才难引进等问题也很突出。另一方面，股份合作公司尽管有“三会”架构，但没有形成相互制约的权力制衡机制，重大决策还不够民主、公开，原村民由于自身的文化素质较低难以起到监督的作用。一些区正在通过实行财务软件报账，调查清楚股份公司“三资”的底数等方式尝试加强监管。（7月29日《南方都市报》）

　　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由过去的村社集体经济组织转型而来，并借助深圳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浪潮而实现了资产和收益的快速增长。股份合作公司主要经营方式和收入来源是物业出租，包括宿舍、厂房和商铺，集体用地建起房屋就可以快速放租，且租金每年递增，可以有效对冲通货膨胀。

　　这种经营方式、盈利模式得以长期存续，重要前提在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20多年时间里，从国家到深圳，都大体遵循了稳定的发展政策。粗放式的加工制造业对股份合作公司提供的租赁空间有着旺盛需求。但弊端在于，前述经营方式和经营模式具有高度脆弱性，2008年以来，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大幅转折，3D打印等技术革新对加工制造业提出了更高的精益化要求，而节能减排、科学发展也正式成为国家政策。深圳市大力推动原有的制造企业外迁、西迁，股份合作公司提供的租赁空间，对于官方培育发展的新兴产业不具备吸引力。

　　更为关键的是，因为租金收益长期存在，还每年递增，让许多股份合作公司对既有的发展模式形成很强依赖。股份合作公司没有抓住上世纪90年代、本世纪头十年我国各类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机遇，没有实现公司股份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有效分离，未能引进职业经理人；也没有在简单的租金收益之外，设法开发新的增值项目和来源——例如为租用厂房、宿舍的企业提供增值化的配套服务；或根据产业升级的特点，及时利用剩余空间建造智能型厂房、仓储空间；或转型为天使投资人，为具备发展前景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创业企业注入资本，占有股权，有效分享创新创业的发展成果；或在深圳、广东民俗文化上做文章，打造原有村社区域（社区）独具特色的建筑文化、居住文化。

　　当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因为外部条件发生重大改变，租金收益受到严重侵蚀时，其实已经错过了最有利的改革机遇。而今改革困难重重，很多方面的改革或创新探索，都将意味着租金收益会短暂受到进一步侵蚀，或面临更大风险，这将让改革操刀者面临更大压力。但改革继续延误下去，如果依照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经营方式、盈利模式，只是局部化的引入财务软件、健全村民（居民）和股民参与监督制度、加强基层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审计监管，也只能起到抑制村官腐败的作用，无法做大增量，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发展之困还是不能解除。

　　应当说，社区股份合作公司错过改革良机，既可归于相关的很多社区公司的主导者私心作祟、村民（居民）和股民短视，与深圳市有关方面回避改革主导责任、缺乏攻坚破难的担当也不无关系。笔者以为，深圳市有关部门不仅需要推动股份合作公司完善财务监管和监督，更应分担股份合作公司的改革压力和成本，主导社区股份合作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完整引入现代企业制度，更为广泛的建立与金融机构、投资机构、新兴产业企业等方面的合作，鼓励股份合作企业与合作方在保障集体资产安全、股民权益前提下开展合作方式、发展模式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