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奇迹也是对外开放的奇迹。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不断地扩大和深化开放来推进工业化的成功道路。依靠国外的资本和技术，依靠国内的劳动力和要素投入，我们的经济在不断地对外开放中实现了起飞。而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外贸增速开始放缓，优势也在产生变化，这种开放模式也面临着变革。

　　为此，我们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更深入地推进开放。三十多年的开放之后，我们如何继续开放？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当前的开放面临着哪些新变化。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同时，中国经济本身也在内生着重大变革。两种作用的共同后果，是中国作为开放型经济体面临着的不平衡越来越凸显。

　　从国内经济面临的矛盾来看，我们面临着国内要素投入约束与新的内生动力尚未确立之间的不平衡。过去，我们依靠要素投入支撑了对外开放特别是出口竞争力快速提高。但随着经济发展，要素约束会越来越强，要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必须有一个增长动力的转换。实际上，即使没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粗放式发展，也同样走到了应该转型升级的节点，转向依靠创新、效率的提升来寻找新的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的过程，与国内经济实现转型升级其实是同一过程。

　　从国际贸易链条来看，我们面临着制造业产能过剩与国际经济低迷造成的外需不振之间的不平衡。国际金融危机以前全球经济的繁荣，对我们来说就是外需的快速扩张。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转入经济低迷、格局调整的新时代。产品出不去的情况下，中国制造怎么办？问题必须破解。

　　从国际贸易环境来看，我们面临着国际贸易规则体系调整的不平衡。当前国际环境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全球经济贸易规则可能又处在一个新的密集构建过程中。特别是以美国主导的TPP为代表，不是简单地推进区域贸易合作，还蕴含着新的经贸规则。对中国来说，如何在新一轮的经贸规则变革中找准位置，同时寻找到最好的开放战略，这个挑战不亚于前两者。

　　在这次《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目标是“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可以看出，寻找对外开放的新平衡，是构建开放型新体制的关键目标。

　　对外开放从来不是一个单独的战略，而是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如何寻找对外开放的新平衡，必须和国内发展战略结合起来看。第一，新的对外开放需要围绕效率提高来推进。无论是创新驱动还是转型升级，国内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终归是效率不高。外贸上困难是国内经济问题在延续，未来，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创新提升国内经济效率，从而在国际上寻找到新的平衡。同样，在开放上，我们需要的是有效率的资本和技术，我们自身的资本和产品也要有效率地走出去。第二，是制造业要在全球的生产价值链上实现升级的同时，寻找到新的市场均衡。国内制造业要通过创新变“智造”，同时要拓展国际市场空间，比如“一带一路”。第三，要着力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服务业势必是最重要的一块。但与其他领域相比，我国服务业开放相对滞后。对内管制过度、对外开放不足，大大妨碍了服务业的技术创新。第四，要重视走出去对全球资源的整合，通过对外投资提高资本的效率，通过并购来获取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

　　总的来说，过去三十多年的开放是一种单向流动的开放，有资本和技术进来，有中国制造产品的出去，这种开放或可称为是一种起跑式的开放，不平衡势必积累。但接下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会是一种互动式的开放，我们认为它会更具有可持续性，因为它寻求的是一种开放下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