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高校在捐赠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方面既不专业又不公开，甚至从不向捐赠人和社会进行反馈，大大降低了捐赠人的热情。

　　日前，拥有香港上市公司恒隆集团和恒隆地产的陈启宗、陈乐宗兄弟宣布，将通过家族基金“晨兴基金会”向哈佛大学捐赠3.5亿美元，支持该校的公共卫生学院。而今年7月份，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同样向哈佛捐款9300万元。近年来，我国一些大学相继成立专门机构向社会筹集办学资金，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也逐年增加，但与国外名校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据统计，国内高校接受社会捐赠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而国外私立高校则近百分之五十，公立高校也远高于百分之五。一方面是中国富豪捐款热衷于选择世界名校，另一方面，我国内地高校难得善款“青睐”。

　　对于捐赠人来说，捐赠收益无疑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社会捐赠的数额与学校的声誉和办学实力成正比，世界名校的科研水平、师资力量等带来的高水平教育更有利于人才成长，其获得社会捐赠的机会和数额也就更多，这也是捐赠人对收益最大化的考量因素。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高校对捐赠资金的管理方式。美国高校大多成立了专门管理捐赠基金的组织机构，且以独立企业的形式运作，高度市场化和专业化。这些机构会长期对捐赠人进行反馈，接纳、管理、使用、公开等捐赠基金的运营都有专业人员负责。此外，为动员校友们的积极性，美国大学一般都设有校友会及从校友中遴选产生的监察委员会，“巡视”和监督学校发展。对大额捐款，还会给予冠名权等荣誉。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国内高校在捐赠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方面既不专业又不公开，甚至从不向捐赠人和社会进行反馈，大大降低了捐赠人的热情。

　　社会捐赠的意义不只是钱，更是高校开放程度的反映。目前，我国大部分院校都成立了校友会，还有一部分成立了基金会，有意识地开展社会募捐活动。以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为例，其利用社会捐赠每年在学校设立的各类奖助学金及研究基金等已经有100多项。但正如前面所言，长久以来的政府投入为主，使得大多数高校更重视如何从国家财政上争取更多资金，对社会捐赠不够重视，缺乏专业的组织、人员乃至相关规划。除此之外，我国对高校捐赠尚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公益事业捐赠法》中虽然制定了免税制度，但条件相对苛刻，且对高等教育的捐赠没有相关的具体规定。而鉴于当前国内高校收到社会捐赠的概率相对较小，因此，不论是国家制度层面的法律法规还是高校自身，都缺乏针对性强的法规制度来约束捐赠资金的管理使用等，使得社会对高校捐赠的信任度较低。

　　对此，国内高校应主动打破相对封闭的状况，更加关注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调和平衡，主动了解社会的需求，与其他社会力量建立相对平等的关系，形成真正包容的姿态。只有透明、专业和高效的机制，才能赢得社会捐赠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