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行政手段之外,政府部门也应该像农民一样,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算算“经济账”,衡量哪种治理方案最有效

　　每年秋收季节,不少媒体都会习惯性地批评农民焚烧秸秆加剧空气污染,并呼吁地方政府通过严罚严管来加强治理。近些年,各地政府出台的禁令确实越来越多、越来越严,但很多地方依旧浓烟滚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环保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疑似秸秆焚烧火点分布最密的地方,都曾出台严格的“禁烧令”,而且还有领导干部因督查工作不力被处分,河南某县甚至因禁烧不力被罚款2000万元。

　　不过,今年媒体上关于秸秆焚烧的舆论,似乎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就连中央媒体也将那些效果不佳的治理思路,称为“脱离城乡二元语境的城市思维”。还有网友质问:城里人能以治理雾霾的名义要求农民不烧秸秆,农民是否也可以要求禁止城市化工和汽车产业?这种变化,不是给焚烧秸秆“撑腰”,而是在提醒我们:在治理秸秆焚烧的问题上,或许需要换一种视角。

　　农民为什么要焚烧秸秆?答案很简单:这样最划算。农民们也许不懂什么高深的经济学原理,但他们会在心里衡量秸秆焚烧的成本和收益。在传统社会,农民们把秸秆当宝贝,小孩都会因争捡拾秸秆而打起来,怎么舍得把它们烧掉呢?但现如今,农民几乎不再将秸秆当柴火或饲料,费时费力地回收处理秸秆很不划算。

　　有学者在对安徽省小麦主产区的三个县进行调查后发现,每吨秸秆回收的机械成本、运输成本和人工成本约为336.9元,而每吨秸秆回收收益为337元。这0.1元收益,还不如秸秆焚烧产生的草木灰值钱。算算这笔账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些地方的农民宁愿给政府交200元罚款,也要把秸秆烧掉。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秸秆焚烧是一种具有外部不经济性的行为,其主要表现就是产生空气污染物。但农民对这种副产品的认识,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在一些农民看来,污染空气不是一件好事,但它并不会立刻产生致命威胁；有些地方政府将治理秸秆焚烧的压力层层分解给基层干部,但农民的利益和基层干部的利益并不一致。“禁烧令”难以解决秸秆焚烧问题,这也是原因之一。

　　既然秸秆焚烧有经济原理作支撑,政府要想更好地治理这一问题,也应该更多地从经济的角度进行思考并采取相应措施。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民回收秸秆的经济补贴,使得农民的成本收益比趋于合理,提高农民对于秸秆综合利用的积极性。这其中,既包括补贴那些购买秸秆回收机械的农民,也包括向农民发放腐熟剂等物资,还包括对秸秆回收企业给予补贴,促进完整产业链条的形成。

　　除了直接的经济补贴,政府在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研发方面加大投入,是更着眼于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秸秆回收利用的技术还未普及,政府应该加大投入为技术的普及铺好路,降低技术的使用门槛和成本,让更多农民与企业参与其中。秸秆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还能用于发电、制作建材等多种用途。当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以秸秆为原料制成的产品时,秸秆的归宿也将会从“田地焚烧”变成“工厂加工”。

　　当然,这就涉及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地方政府的钱从哪儿来?这个问题确实很关键,但实践已经证明,一些地方既不愿增加经济投入,又不想空气质量因为秸秆焚烧而变差,这样的想法已经落空了。在这样的背景下,除了罚款、拘留、问责等手段外,政府部门或许也应该像农民一样,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算算“经济账”,更务实一点,衡量哪种治理方案最经济、最有效,在公共利益和农民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