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张建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8日至21日举行，今年的会议正值“十二五规划”收官，又逢“十三五规划”开局，从时间点看，堪称中国经济新的五年周期最重要的一次经济会议，因此备受瞩目。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凸显了依据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这一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的突破口，提出了2016年的五大经济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在很大程度上，五大任务既是强调实操性的政策目标，又是能够显现政策落实进度的具体政策手段。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经济会议提出的目标任务相比，五大任务更加微观、具体，与百姓切身利益的关联度也更高。这表明，政策实操性受到空前重视。五大任务的提出，不仅为明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作了具体的前瞻性部署，同时凝聚了判断当前经济形势、未来突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障碍的考量。由此，也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旨的清晰视角。

　　引领新常态是经济工作逻辑起点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这一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再次得到强调。这一大逻辑，是基于中国经济内外部环境作出的重大判断。过去一段时间，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2013年的经济周期内，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全球主要经济体在政策面都更偏重需求侧的供给。比如，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满足流动性需求，以刺激消费扩大产业链终端需求等。从本质上看，注重需求侧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思路。经济史证明，注重需求侧确能在一定期限内起到让经济尽快稳定下来或保持高速发展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稳定。美国在本·伯南克主政美联储期间，出于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在长达7年里实施零利率政策，帮助美国稳定了金融秩序，恢复了市场信心。从天上往下撒钱式的应对，也让本·伯南克获得了“直升机本”的绰号。但在欧洲和日本，采取同样策略却效果迥异。欧元虽然贬值30%，但债务问题至今仍从希腊等高负债国家阵发性威胁着欧元区稳定，制约着欧盟的经济增长。日元贬值约60%，虽然短期内带动了市场繁荣，但因边际效应锐减，日本经济出现了重陷泥潭的迹象。

　　类似不稳定现象在中国也存在。虽然中国不在危机的中心区域，也没像美、欧、日那样实施彻底的需求侧刺激政策，但在应对危机的策略使用上，与美、欧、日有不少联动，特别是在货币政策上。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也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同时各种项目大干快上。一段时间里，有项目就能获批，甚至审批部门主动要求地方申请项目。需求侧得到全面刺激，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期间得以高速增长，但扭曲经济周期、扭曲生产要素带来的副作用近年逐渐显现。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工业品价格连年低迷，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下滑，房地产库存过高、环境资源透支严重等风险，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和百姓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

　　认识和适应，不能只看GDP从两位数降到一位数，还必须深刻了解导致这种变化的内外原因;引领新常态，变被动为主动，就必须以问题为导向，以内外环境发生的变化为参考，作出针对性部署。正是出于这种考量，主要体现在供给侧的问题，成为经济政策的新着力点。解决了供给侧的问题，就能突破阻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口，为落实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赢得更广阔的空间，为今后应对美元升值等外部变化赢得更大主动权。从强调适应新常态到更重视引领新常态，构成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经济工作的逻辑起点。

　　五大任务是供给侧改革具体化

　　从引领新常态出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这五大任务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具体注解。

　　当前，产能过剩的情况比较严重，有研究者认为，经过上一轮经济周期的刺激性发展，产能过剩现象几乎在所有行业存在。而产能过剩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库存化严重。在百姓的观感里，房地产业的库存化现象尤为突出，特别是在投资属性难以显现的三四线城市。产能过剩和库存严重，表面上意味着供给充足，实际却是无效供给充足，而有效供给依然不足。这一现象在各个行业都不乏实例。比如，尽管房地产业在上一轮经济周期中得以迅猛发展，但在市场上供需渠道却不畅通，一面是各城市大兴土木高楼林立，另一面是有购房需求者望房兴叹。又如，中国是日常生活品第一生产大国，但消费者宁愿在境外购买化妆品、奶粉、电饭锅、马桶，却不愿在境内消费，境内庞大的生产能力无法对应市场需求。无效供给能力强而有效供给能力差的结果，只是让GDP数据变得亮丽，并维持了貌似稳定的就业率，但导致企业活力受到抑制，经济增长空间受到压缩。

　　无效供给还带来生产要素的进一步错配。为了维持没有意义的生产以获得财政补贴，有的企业宁愿扩大债务，用新贷款偿还旧贷款利息，以新债还旧债，导致企业风险加大。有的企业，不是将银行贷款投于实体项目改造升级，而是投于资本市场以博取短期资本利润，延宕了出清库存、甩脱包袱的周期。而有的地方政府，要么出于政绩或社会稳定考量，默许或支持企业维持无效生产、无效供给的做法，要么出于财政税收的需要，不但不考虑为企业减负，甚至想方设法增加企业负担，提前征税、以费代税现象屡见不鲜。企业成本减不下来，社会资本不敢进入，限制了有效供给。

　　由此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大任务，都是针对供给侧问题作出的部署。会议提出的“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减少无效供给，要求将僵尸企业从市场中驱逐出去，无论这些企业涉及什么利益链条，有什么崇高名义;扩大有效供给，不仅要求土地、资本、劳动力等基本生产要素从无效或低效产业中解放出来，还要求引入与市场对接更顺畅的信息、创新等要素，实现重新整合。资源的重新组合不是易事，这也是会议强调供给侧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五大任务等同于供给侧改革的五个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