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在研究人口问题时，往往侧重于人口如何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主张控制人口，却鲜有研究人口增长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正向作用。同样，我国的人口学家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经常不会去充分论证人口数量、结构的变化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事实上，人口与经济从来都是密切互动，高度相关的。

　　人口政策背后有经济动因

        回顾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始终是重要考量因素。

　　80年代初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就是人均国民收入低、失业严重、外汇粮食短缺等各方面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中央政府改革开放后首先碰到的难题是就业压力巨大：截至1978年，还有1000万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1979年这些人回城后的就业安置成了相当严峻的经济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在旧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粮食供给不足，人均拥有粮食水平很低，可用于购买粮食的外汇储备又非常少。1976年到1980年间，包括工业用粮，中国城乡人均拥有粮食水平，分别为305、298、316、340、325公斤；1978、1979、1981三年的外汇储备，分别只有1.67、8.40、17.08亿美元。1980年，外汇储备赤字高达12.96亿美元。

　　人口增速放缓助推经济下行我们研究团队梳理了新中国建国以来到2014年为止的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1974年至1994年人口增长率的曲线和1994年至2014年的经济增长曲线走势几乎相同。经过数据处理后，两者呈现高度相关。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人往往在20岁时进入劳动年龄，成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劳动力；二是人在20出头就开始结婚生子，带动各方面消费的增加——尤其是租房买房的需求在20岁左右显著增加，助推房地产经济发展。因此，20年前的人口增长上行能刺激20年后的经济增长率上行，反之亦然。在人口剧烈变动的国家和地区，人口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尤为显著，该规律是人口经济学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通过分析人口增速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造成此次经济下行的原因中，人口增长放缓占超过五成的权重。具体表现为：人口下行导致产能过剩；人口增长突然放缓与老龄化、少子化相叠加，引起总需求减少，从而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刺激手段不起作用。

　　有学者认为，工业、信息技术革命就是用技术替代人工，人口增长其实对经济发展帮助不大，我不敢苟同。工业信息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人的劳动和就业是财富分配的一部分，而机器人只能算是资本。如果所有工作都由机器人来完成——比如生产汽车、电视机或端咖啡，全部利润就都归机器人的所有者所有。这样一来，就业没有了，消费也没有了。

　　本来人类通过就业得到工资，用工资到社会上买汽车、买电视机、喝咖啡。如果这些利润全部汇集到资本所有者的手中，首先会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使得拥有机器人的资本所有者获得所有收入，从而令生产更加过剩，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无人消费。

　　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人的社会，人的生产比财富的生产更重要。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而人的增长是有自然规律的，并不会出现爆炸式增长，就连很少控制人口增长的印度增长率也下降了。不仅如此，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一国养老金负担过重，在国际上丧失竞争力。

　　“放开二孩”，步子可以更快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我国政府已经开始调整人口政策。“全面放开二孩”是此轮人口政策调整的一个重点。但近两年的实施效果看，光放开“二孩”还是不够。据权威机构统计，原本2014全年可生育200万符合新政策的新生儿，结果却只有100万人真正去申请准生证，实际生下来的只有47万，只占200万的1/4不到，且2015年这个比例比2014年还要低。

　　从世界规律来看——特别是人口增长率已由正转负的国家来看，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人口也不会一直高速增长下去。原因在于：一是妇女的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二是城市化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三是货币化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抚养孩子的成本抑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因此，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实际人口增长率也在下降，我国无需担心因全面放开“二孩”导致人口陡增。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我国妇女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生育行为更加理性；二是在包括农村在内的广大地区，生活的货币化水平越来越高；三是关键性的成本问题。人口流动的加快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导致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抚养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

　　新人口政策需要经济做配套

        要理顺经济与人口之间的关系，不仅要调节人口政策中不适应经济增长的部分，更要改变经济政策中不利于人口适度增长的部分。企业税费、社保、融资等经营成本太高是突出问题。经营成本太高影响企业投资，导致企业可提供的就业岗位减少，最终导致工资占GDP比例太低，居民收入比例太低，消费需求减少，生育意愿下降。

　　进城农民生育意愿下降则是另一突出问题。为此，政府可考虑出台新政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只要符合规划，就可在政府监管下直接进入市场；集体土地也可通过入股、出租等方式进入建设领域。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实践表明，这一政策能使农民有创业的资本能力和到城镇购买房屋的实力。实施过程中，土地和住宅的价格也会得到控制，国民经济也会从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方面获得更多推力。

　　总之，此次经济下行是一个长期性的难题，需要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调整相配合，短期政策和长期战略措施相协调加以治理，才有希望将国民经济保持在6%到7%的中高增长区间。（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本文由邢晓婧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