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周，苹果公司与FBI因为一部iPhone5C吵得不可开交。各国人民对此津津乐道，就像免费看了一场好莱坞大片。

　　起因是去年12月，美国南加州圣贝纳迪诺市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疑犯法鲁克的加密手机iPhone5C成了破案关键，因此FBI要求苹果公司为其破解疑犯的手机数据。企业协助政府本无可厚非，但解锁私人手机就是泄露隐私，是对当事人的不尊重。在一个靠自由发家，天天高举人权大旗的国度，FBI的做法触碰了无数自由主义者的痛点。

　　这件事并无对错之分，因为双方都表示，自己捍卫的是公众利益。不过苹果公司考虑的是私人自由权利，而FBI强调的是公共安全。这是一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争斗。

　　19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有一个观点：公域讲民主，私域言自由。不难发现，这件事的核心争论点，在于个人和集体、自由与安全。FBI代表“公域”，苹果公司坚持“私域”。

　　政府是FBI的支持者，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也为FBI发声。牺牲一个疑犯的自由，换取全体美国公民一个心安，在政府看来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其中的逻辑是：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时，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这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认知，多数美国人似乎也给予支持。

　　美国老牌民调机构皮尤的调查显示，过半数的受访者支持FBI.年龄越大，支持FBI的人数占比越高。这或许能说明，大多数民众是基于“安全”这一考虑，才站到FBI身后的。世纪之初的911事件，以及近期的巴黎恐怖事件，让反恐成为民众最关心的话题。此时为了安全牺牲一点自由，理所应当。政府支持FBI，正是“公域讲民主”的体现。

　　问题在于，苹果公司和FBI的做法，不应被简单贴上“个人”或“集体”的标签，安全和自由孰轻孰重，也并非那么容易考量。

　　在这件事上，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的担忧不无道理：“此举将会危及到数亿合法用户的数据安全，而且会树立危险的先例，威胁每个人的自由权。”尽管FBI多次申明，他们只想解锁法鲁克一人的手机，这个“后门”只为这一件案子而开。但棱镜门事件后，美国政府的公信力大大下降，互联网公司为政府提供用户私人数据，已成公开的秘密。如果政府的权力之手伸得过长，就会威胁到全体公民的利益。如此一来，苹果公司不仅是为主张个人自由而战，也是为了集体利益与FBI叫板。

　　相比之下，安全和自由之争是确实存在的。即使政府不会侵犯用户个人隐私，苹果公司的解锁技术也难保不被有心人利用。人们为了安全似乎不得不牺牲自由。可如此换来的安全却并不长久。苹果公司那么容易妥协，会让消费者对其产生不信任感。其他国家政府也可以如法炮制，要求苹果公司为其开后门。当苹果手机不再以安全著称，当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听和窥视时，我们不得不想起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甘愿放弃基本自由、买得暂时一点安全的人，是没有资格得到自由或安全的。

　　自由与安全本就互为鱼水，公与私的矛盾也并非无法调和。这件事归根结底是个平衡问题：如何平衡公权与私权，如何取舍安全与自由。政府可以代表人民行使公权力，但不可裹挟私权；企业必须为用户考虑，但不能假自由之名，行营销之实。平衡是个难活，它难就难在，如何守住底线。

　　谁守住了，谁就是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