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经济会遇到很多困难。其中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在分析经济现象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何处用心，何处用脑。这里所谓“用心”，就是对任何经济现象，我们总有自己的情感、好恶、是非标准或道德标准。所谓“用脑”，就是对经济行为的逻辑有一个理智的判断或推断。人是万物之灵，灵在人有情感，又有理智。困难在于，在分析经济现象的时候，人的情感与理智常常容易用错了地方。

　　让我从简单的事情谈起。我们都看过非洲饥民的照片，特别是那个孩子，怎么可以饿成那个模样！任何人看到了，心灵和情感都不可能不受到冲击。要不要援助他们？只要力所能及，很多普通人都愿意伸以援手。要是国家出面援助，民众一般都赞同。至于那些富裕国家出手援助，大家更觉得理所应当。这是什么力量使然？当然是同情心。

　　但是，所有这些来自公众个人和国家的援助，能不能真正落到非洲饥民手里、真正帮助了那些非洲饥民呢？这就不是靠心灵和情感就可以回答的问题了。我们都看过围绕这些援助物资和款项的丑闻报道，从联合国高官到受援国家和地区的权势人物，贪污腐败，上下其手。我自己看过一个实地观察的记录，是那些免费的救援粮食和物资到了非洲以后，经过若干腐败环节的倒腾，最后交给不法商人到市场上出售。结果呢？不但那些饥民没有得到救援，而且那些本来还可以种粮食和做手工品的农民，也被这种“竞争”搞破了产，成为需要被救济的人。

　　这说明任何来自同情心的救援性资源，并不能自动落到最需要救援的人群手里。在有的情况下，善良的救援愿望甚至引出了损害被救援人群的实际结果。当事与愿违的事情发生很多的时候，以下逻辑就开始工作：人们的同情心被抑制或者萎缩，社会可动员的救援资源就远远低于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平。

　　学经济，难就难在这个地方。观察到任何一个经济现象，人们不可不用心，也不可不用脑，可是用心用脑如果用错了地方，那就全盘皆输。要克服这个困难，我们不但要关注行为的动机或愿望，而且一定要观察行为的结果和实际效果，对事与愿违的事情，就要想办法改进。

　　再举一例。1988年夏天，留美经济学会邀请国内几位同行参加他们的年会。带队的是当时国务院发展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孙尚清，现在已经过世了。那时他们有一个调研题目，就是中国的留学生政策。背景是邓小平主政之后，中国大批向海外派留学生。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专业领域优秀人才，在美国学习完就被留下了，成了他们的高级人才。优中选优挑出来，最后成了发达国家的科研人才，中国岂不是吃了大亏？所以当时有人主张收缩中国的留学生政策。

　　这样的主张，看起来不仅用了心，而且用了脑——因为已经算过了账，在中外科技人才的生活和科研条件存在极大差距的情况下，大派留学生等于给发达国家输送人才。但是孙先生带领的这几位经济学家，考察了美国东西两岸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后，却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要是收缩留学生政策，中国与最前沿科研水平的信息通道就被收窄了，因此即使中国人才留在发达国家工作，对国内发展科技也是有利的。从长远看，只要中国的经济、产业和科研机会增加了，一定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回国服务。因此孙先生主持给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主张从长计议，甚至在一个阶段里不怕“把人才储备于国外”，也要坚持开放的留学生政策。

　　回头看，这个主张不但用了脑，而且用脑到了位，因为打算盘有多种打法，算大账不同于算小账。现在的留学生当然也没有个个都回国，但学成回国的，特别是在国外事业有成后回国服务的，蔚然成为潮流和风气。就是留在国外工作的，也扩大了国人的视野和接触国际机会的信息通道，对中国的发展大有帮助。更重要的是，“人才”不是一个固定的存量，出去一个就绝对减少一个。前人学有所成（包括在国外有个好前程）会激励后人更努力地学习，涌现更多的人才。加到一起，当时坚持开放的留学生政策是正确的。倒是那些“为他人做嫁衣裳”的高调指控，不但用脑不到位，而且也谈不到用心良苦——一个坚持封闭的国家，怎么可能真正科技强大？

　　类似的辩论，多不胜数。我的看法，学经济难就难在不容易做到把情感的因素尽可能地放在一边，比较客观地看世界。不是说不要情感、不讲是非，但是一定要把情感、愿望与事情本身的规律和结果，冷静地分开来处理。

　　有时候真的很羡慕自然科学家，他们少有这样的困扰。推断地震的发生条件，一般不会被人怀疑“喜欢地震”，正如研究艾滋病，通常不会被怀疑“究竟拿了艾滋病毒多少好处”。研究人在社会里的行为，麻烦从来就比较大。用脑得出的见解和判断，要经受情感甚至情绪的蹂躏和审判。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