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其中明确，坚持企业投资核准范围最小化。也就是除极少数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的企业投资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

　　政府缩减审批权，让企业自主投资，可以说是政府的一场自我革命。在国人的记忆中，不要说计划经济时代，就是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企业投资一直都是要政府审批的。所谓行政审批权，投资审批是其中最“牛”的部分。现在政府主动放权，可以说是与传统政府职能的挥别，将有效释放市场活力。

　　投资是一种典型的资源配置活动，按理就应当由市场说了算，也就是由企业自己说了算。党的十八大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要政府转变职能，少直接干预市场。政府审批投资是计划经济的孑遗，它以政府全知全能为假设，但实践证明政府审批权对市场没有企业敏感。把投资的权利赋予企业，正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必然要求。

　　任何投资行为都受到两个硬约束，即投资能力与投资回报，通俗地讲就是既要有钱投资、又要可以赚钱。对这两种硬约束条件的认知，企业应该比政府要敏感而且深刻。哪个投资人愿意把钱扔进没有投资回报的项目里去？政府进行投资审批的理由，应该是政府对国民经济有“一本账”，要进行规模、结构控制，避免盲目投资。但现在随着经济信息公开以及行业自我管理强化，企业反而拥有投资方面的大数据优势，其决策很可能比政府更准确、更符合实际。

　　从实践方面看，政府审批投资行为通常导致权力的异化，带来权力腐败。所谓审批成了设租，投资审批成了寻租工具。投资项目符合政策，如果不能搞掂掌握审批权力者，想拿到批文很难；相反，不符合法律规定或政府政策的项目，如果能够搞掂那只有权盖章的手，就可以顺利上马。这样行使投资审批权，与政府审批初衷南辕北辙。

　　政府少审批，更多让投资主体“自作主张”，这是否会导致产能过剩的问题？产能过剩的原因有二，一是随着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几乎是必然要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二是虚假的市场需求，导致过度投资。前者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可以促使企业调头、致力于创新。至于后者，政府不过度干预和刺激，恰恰可以避免产生虚假的市场信号。

　　但让企业作主，不等于政府“靠边站”，其实在企业自主投资之后政府要做的事情可能更多。过去政府审批后，可能就基本上放任自流了。但现在在法治框架下，政府有很多事中和事后监管责任。企业可能有权自主决策投资，但项目必须符合环评要求，还可能存在其他监管要求。政府自我革命不是打着呵欠洗了睡，而是转变职能，当好公共利益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