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全国人民的，但不是全国人民都来居住、工作的地方。”日前，清华建筑学院教授、城市规划专家文国玮建议，外来人口想要取得北京户口，可以考虑进行考试审核，包括文化程度的考试、工作能力的考核等。来北京工作，要有“工作许可制度”，没有工作许可就是“非法打工”，就要处理。一些没有相应（在城市居住）素质的人，要将他请出去，对于已经形成的恶劣居住环境的现象，要逐步清理，恢复城市应该有的秩序。

    “想入户北京，要先通过考试”，不难想象，此话立即引来反对声一片。类似这种观点已不是第一次听说，早在几年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也曾提出北京建立“人口准入制”，建议摸清北京市实际需要的人才类别，用准入制度进行合理的引入，以抬高外地人进京的门槛。其实何须这些教授劳心费神，在当下中国，要求严苛的户籍壁垒一直存在，落户北上广难上加难，这已经无形中抬高了大城市的门槛。更何况作为理性经济人，生活在大城市的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找工作、高房价、看病难等各种人生考核，这些生存压力本身就有一种调节作用。

    这些屡抛奇谈怪论的教授们显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一方面享受着外来人口的服务，另一方面却又不想让这些“低素质”者和他们分享北京的公共资源，于是想当然地提出各种“门槛论”，并美其名曰破解城镇化的困境。诚然，不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确实难以承载过多的人口。但以这种荒唐的言论，来阻止人口的自由迁徙，把人们分为三六九等，实在是有辱教授之名。

    令人不解的是，如今有些大学教授们的言论离谱得让普通人都觉得脸红：清华大学教授、法学院证据法中心主任易延友，在微博替李某某案律师辩护时表示，“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建议，退休年龄不变，仍为50岁，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推迟到65岁，50到65岁的男性去做一些养老院的园丁，园林义工，女性则给老人做做饭，洗洗衣服，做点编织；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金岩石认为， “高房价是为穷人好”，因为高房价令政府有收入，可为穷人盖房……

    按说在一个学术自由的时代，教授们的研究成果哪怕再荒诞不经，也是其个人权利，别人无权干涉。像“搞笑版诺贝尔奖”，有些研究看似可笑，实则令人深省。可是细看这些教授们的“高论”，或者是为利益集团代言，丧失学者应有的良知和操守；或者是高高在上，无视弱势群体，完全成了伪精英人士。

    教授们有悖常识和公共道德的言论，倘若纯粹是个人的研究成果，听了以后大可以视为笑谈，鄙视一番就忘却之。可是一旦其作为学者，参与制订公共政策，如果再抱着这种想法，那就危害大了。像提出“推迟领取养老金”观点的杨燕绥教授，其本人就是清华大学养老改革方案的起草者之一，而清华大学养老改革方案又被视为国家养老改革备选方案的有力竞争者，这难免令人有些担心，某些教授的“高论”会否是一种民意的试探，最终有可能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