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待飞机“诈弹”现象，更要将视线前移，去认真剖析每一个案中的犯罪动机与原因，以寻找造成犯罪多发的普遍性因素。

    昨日中午，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接到爆炸物威胁电话，共有4个航班受到影响，造成飞机迫降和航班延误。目前1名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这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飞机“诈弹”的新闻了。虽然在法律上，此类行为会受到刑法上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追究，但是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在国家刑法明确定罪立刑的规制下，为什么在司法机关专门出台依法从严打击此类犯罪的通知背景下，为什么在最高法刚刚公布《关于审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情况下，依然有人甘愿铤而走险、顶风作案？这样的行为是在挑战法律与司法的权威，还是传递出什么不一样的社会心理？

    从常理判断，行为人谎称飞机上有炸弹，不会不知道这种虚假信息会带来多大的恐慌，因为飞机绝非普通的公共交通工具，一旦出现险情乘客生还率极低。恐慌不仅影响具体航班上乘客的权益，也会向社会传递出航空安全脆弱性的负面效应，因而具备了恐怖的特征。这是现代国家普遍从严打击此类犯罪的理由，但也可能就是嫌疑人选择飞机“诈弹”的行为动机——扩大恐怖的受害面积，引起社会的关注。由此，我们挖掘此类犯罪背后的原因是必要的。

    或许在不同的个案中，嫌疑人作案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出于刺激和玩笑，有的出于个人诉求得不到关注，也有的出于报复社会的极端心理。但不管怎样，他们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其行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社会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犯罪可以被视为社会问题的一种别样反映。有学者就将犯罪比作细菌，把社会比作培养基。特别是在转型期，利益分化、冲突加剧、人心浮躁等，当社会成员的尊严、安全、成功的机会逐渐削弱或丧失时，社会应有的整合功能也随之式微，犯罪就容易成为少数人针对社会的示威、反抗。

    与其他犯罪不同，编造飞机炸弹并不是直接针对怨恨对象，而是泛指那些无辜的人，这种完全“损人不利己”的犯罪所透露出的心理，或许折射出我们社会心理机制对一些人的意志失去了控制力。我们当然不能否认犯罪中的个人原因，但也应重视个案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否则司法的事后治理往往会“按下葫芦浮起瓢”。因此，看待飞机“诈弹”现象，不能只是把眼光紧紧盯住司法如何依法从严惩治上，更要将视线前移，去认真剖析每一个案中的犯罪动机与原因，以寻找造成犯罪多发的普遍性因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系统解决好犯罪预防这一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