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张氏叔侄冤案纠正又有进展。据《中国青年报》报道：4月9日，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称，调查组将对“二张”错案原办理过程中公、检、法各部门办案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其中就包括了案件的审核人——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

    消息一出，民众欢然，认为总算有人为含冤十年的张氏叔侄付出代价了，迟到的正义也是正义。当然，事情也不是这么简单。

    其实，这个报道只是重复了相关部门领导“全面调查”“严肃追责”的表态。“其中就包括聂海芬”，只是记者一段主观的衍文，很难由此看出浙江相关部门当前要重点追究的对象。

    而前不久浙江省高院领导在接受访谈时谈到，“对造成错案人的问责是必要的，但也要区分程度、情节。故意冤枉人和仅仅是判断错误、破案心切，还不一样”。从这个表态看，浙江对张氏叔侄冤案的追责，可能限于“党纪政纪问责”。而公众期待的，则是进一步的刑事责任追究。

    十年前，当地警方在没有直接物证，甚至在死者指甲里的DNA物质已经排除凶手是张氏叔侄的情况下，仍然利用袁连芳作为“狱侦耳目”，对同监室的张辉进行诱供、毒打，逼其承认是奸杀案的凶手。

    此案中，警方滥用职权、暴力取证的主观恶意明显，不是简单的“过失”，已经涉嫌滥用职权罪等犯罪（当然责任人可能也不止聂海芬一人）。此外，“狱侦耳目”也涉嫌伪证罪。退一步说，对于这起严重伤害中国司法公信的案子，即使不追究当事官员的刑事责任，也应公开当年的办案细节，让公众信服于事实真相。

    关键还在于，中国并未在实践中建立起成熟的冤案追责机制。从程序上说，目前《刑事诉讼法》中对冤案的处理，主要就是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俗称“改判翻案”；《国家赔偿法》只负责对当事人的国家赔偿；而冤案在被确认之后，到底由哪个部门、哪一级来主导调查、问责官员，却没有明确规定。这导致目前的冤案追责，还停留在特事特办阶段，往往由冤案制造者和利益相关方进行“自查自纠”，这注定难彰公信。

    从实体上说，对冤案的问责，也没有确立严格的责任标准划分：哪些是囿于办案时主客观因素而发生的冤案，只能算是警方的过失，对责任人处予党纪政纪处罚即足矣；哪些是“过了红线”，必须追究刑事责任。问责的关键细节，往往被深纳于复杂的内部博弈中，缺乏司法问责应有的阳光性和可预测性，这对于受害公民、对于可能的责任官员，都是不公平的。

    没有规矩，自然难成方圆。这一轮司法改革，应将建立冤案的调查问责机制纳入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