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被称为“白纸坊第一危楼”的西城区永乐里1号楼，一户居民家中，墙上多条裂缝中的一条，几乎分割了整面墙。此楼建于1966年，建筑寿命仅约20年。2009年被鉴定为C级危楼，要求居民腾退，但因安置问题，腾退搬迁一直拖延至今。而全北京类似危房有800余栋，亟待腾退拆除。（5月12日《新京报》）

    之前，浙江奉化房屋倒塌事件，让危楼之困浮出水面。目前，建于1980、1990年代的楼房很多都已经进入了所谓“质量报复周期”。彼时，中国的旧城改造运动、商品房开发项目一哄而上，不仅数量多且风险巨大，并最终累积成今日之患。

    类似“奉化倒楼事件”的发生，不但让政府付出了更大的经济代价，还承受着更为严重的道义拷问。面对“腾而未退”、“危而未改”、“将就住着”的严峻现实，危楼解困显然不能“以生命为倒逼”。腾退拆除计划早已作出，若因与住户的安置补偿协议难达成，而始终无以落实，如此的慢作为其实就是不作为。若再不给予重视，难保不酿成悲剧。

    危楼困局的求解时不我待，首先政府要对此给予高度重视。不可否认，其间存在着利益角力的因素，但对危楼的巨大安全隐患，公共管理机构不可轻视。唯有把其他地方房屋倒塌的教训，看成对本地的警示，才能让其获得优先解决；其次要明确责任。危楼之事似乎是市场与自我行为，不过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显然无法实现自我解决，政府必须在其间扮演主体角色，并将之作为公共安全隐患来进行化解。再次要综合处理。无论是有因之主，还是无因之楼，都应有统一的解决方案，制订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最后，要分类解决。危楼面临的情况相当复杂，应当在统一政策构架之下，区别对待，采取各种手段分类解决。

    危楼困局当以生命之重来求解。唯有相关各方敬畏生命，坚守责任底线，真正将生命安全与公众福祉放在第一位，危楼才不会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