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国人的社会生活，往往是一幅令人费解的图景:花费很大力气构建起一套契合法治的显性规则，但在交往中却又弃之不用，仍旧采取古老社会遗传下来且经过利益固化的潜规则。例如，从入托上学到求职升迁，从住院看病到司法诉讼，大凡需要与人打交道的领域，中国人都会讲究一个人情关系。社会交往原本有一套正式的法律规则，理性的做法是按规则办即可，这是法治社会降低交往成本的关键所在。但事实上，即便规则再好再多，它似乎在人们内心总不如熟人关系那么“靠谱”。很多人宁可相信熟人的口头承诺，也不信赖按规则办事的效力。

　　这实际上折射出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规则之痛。伴随着从传统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人与人之间打交道须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陌生人之间无法依赖“了解”产生信任，只能通过法律规则实现彼此交往的安定、可预期。传统中国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乡土社会，人们彼此之间相互熟悉，大家礼尚往来，人情成为了一种资源，社会个体一旦离开了人情就很难生存下去。随着上世纪80年代启动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被拽上了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轨道，市场经济解放了各种束缚在人身上的传统，让自由流动、彼此交互的人们进入陌生人环境，从而为构造一整套新的社会规则提供了现实基础。

　　然而，急剧变革虽然带来了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上的变化，却无法瞬间改变乡土社会生长出来的伦理文化，那些深深扎根于传统社会以互惠交换和熟人间看重尊严和脸面为主的交往习俗并没有随之改变。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躯体进入了陌生人社会，但是思维观念还是滞留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实际交往中仍要靠伦理、人情、关系来维持。这使得人们即便在陌生人社会中生活，遇到事情后依旧寻求熟人资源，甚至在法治显规则之外构建熟人间的便利性规则。最明显的例证是看病，大凡需要动手术的患者或其家属，都对医疗的显规则不放心，只有托人找关系将红包交到了主刀大夫手里，心里的石头才算是落地了。在这个普遍的求人现象中，患者与医生原本是陌生人关系，正常而理性的交往本是依靠医疗规则。但患者并不放心，千方百计和医生找到了某种“熟人关系”，在陌生人交往中融入一些“熟人”因素，似乎只有如此才能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而这种“求人”的习惯，有进一步促使人们私欲的扩张和法律外权利的追求。

　　不仅如此，进入陌生人社会还存在另一种现实:陌生人之间由于对规则的漠视，缺乏信任纽带，大家都想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最后博弈的结果不是寻求制度规则的维持，而是动用各自的熟人关系与特权背景。这不仅使法律规则更容易受到践踏，增加了整个社会的交往成本，而且为市场经济下的公权力提供了利益勾兑的机会，使得主导规则运行的权力主体打起了规则的“坏主意”，以人情关系为借口不遵守规则或是选择性遵守规则，在可松可紧的规则执行中融入大量人情利益的考量，使得社会交往的规则文化更趋异化。

　　社会的理性健康发展，要求将法律作为规范社会行为的主要方式。但恰如学者吴思描述历史时所形容的那样，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将蚕食显规则的良知与正义，使得潜规则不断蔓延流行，最终会削弱法治、损耗社会对规则理性的依靠。因此，抵达法治必须立足国情尤其是文化背景，围绕良性规则的运行，从多方面培育人们遵从规则的行为习惯，让人真正从遵守规则中尝到甜头、得到好处。最终，让人们在尊重规则，并从对规则的尊重中得到信用与尊严。(作者系西安政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