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新希望大厦外，莫向松带着14个人集体下跪，手举标志牌向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畅借款100万元治病，上面写着“借我一百万，我打工还你一辈子”的字样。针对社会质疑，7月2日，莫向松对记者表示，因家庭经济困难，自己此举只为获得救助，“我就是想活下去”。（7月3日《新京报》）

　　向富豪下跪求借钱，只为活下去，这个故事的确很悲情。不过，相比起悲情故事，下跪求富豪这一举动引发的争议更大。于公众而言，也经常会遇到类似的事情——乞讨者下跪求施舍。源于某种感同身受，对莫向松的行为，社会上如潮的道德批评来了。有人称这样的做法是道德绑架，慈善行为应该是自愿的；也有人称这样的做法是对爱心的伤害……类似的批评与质疑，充斥着网络空间。

　　这些道德批评，都言之有理，因为这就是常识。无论有怎样的理由与借口，莫向松的行为都是不值得提倡的。而据了解，这并不是莫向松第一次有这样的举动，此前，莫向松曾在成都的一块草坪上策划了“裸晒”晒死癌细胞的活动，引来不少媒体关注。有这样的“前例”，再加上如今的“向富豪下跪”，莫向松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便不足为奇了。相似的手法背后，的确有“炒作引人关注”的嫌疑。

　　不过，对莫向松的举动，除去道德批评外，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莫向松要再次这样做呢？仔细审视不难发现，莫向松第一次“裸晒”后，虽然也有人捐款，但捐款总额不到一万元，跟巨额医疗费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另外，对于正当的救济渠道，莫向松表示，自己从未向官方求助过，因为“不太清楚官方救助的渠道”。可以说，正是因为莫向松求助无门，再加上有一些人因为被关注而获得救助的新闻频出，才有了莫向松向富豪下跪的创意。

　　客观来说，我们每个人都不是莫向松，自然很难去体味他的求生欲望有多强烈。而更加悲剧的是，每有类似案例发生，救助机制要么缺失，要么不知情，最后只能依靠媒体曝光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这也给人带来一种误导——无论是看不起病，还是生活极度困难，在当前的社会氛围下，似乎是“大曝光大解决；小曝光小解决”。

　　当弱者的求生武器只能依赖于“炒作吸引关注”时，更多的弱者都会沦为牺牲品：因为公众会审丑疲劳，一旦弱者没有更好的创意，或是没有特殊的情节可以叙说，就很难再吸引公众的眼球了，那要想获得社会帮助和制度救济，其难度可想而知。

　　就此来说，我们审视向富豪下跪一事，便不能止于道德批评。在“向富豪下跪”一事上，其真问题是救助机制本身的问题。当一些弱者不知如何求助或无法获得救助时，我们的救济机制，是不是应该在设置上人性化一点，在辐射面上广一点？希望莫向松一事能尽早回归到制度救济渠道，也希望救济制度能更加完善一点，以便能救助更多的莫向松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