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一种规则，而适用是规则的生命。本次食品安全法修改面广、惩罚力度大、针对性强，但“造法易、执法难”，食品安全法修订后，如何确保食品安全从字面走向桌面，不仅是百姓最大的期盼，也是保障食品安全关键所在。

　　从执法体系而言，本次立法修改对风险分级管理制度，对各方法律责任制度的确认，能够权责到位、有效督促、跟进管理。然而原本多部门共管又不管的“九龙治水”格局尚未完全打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的上下关系、平级关系也未完全厘清，延伸到乡镇一级的支脉力量和专业整治能力更显羸弱。不仅如此，如何明确执法权限、如何确保执法产生聚力作用，这些显然都还需要细致的配套措施。

　　配套法规、检疫标准需完善并体系化。食品安全的鉴定与判断、肉品检疫与检测、食用添加剂的不断创新和涌现等等，这些都给现存的食品安全监管提出了新要求。例如近期玉林狗肉节所暴露的狗肉食品检疫“短板”，就其标准而言只有几年前农业部的“产地检疫”，这就导致在执法中本应针对犬只的个体检疫，变成了对车辆附带的产地检疫，即从“逐只检疫、一犬一证”，异变为“一车一证”，这种由于检疫标准缺失产生的安全风险显然成倍增加。

　　公益诉讼的配套保障不应缺失。食品生产的规模化、网络化及产品的多元化带来的跨区域性，必然导致食品安全的结果危害面越来越大。在出现食品安全事故后，除公权介入并按照法规对企业和生产经营者予以双责双罚外，公众损失也不应忽略，如何确保个体消费者能有效、及时获得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中的救济和赔偿?难道还是继续要求弱势的消费者个体进行取证?面对技术门槛，消费者维权显然乏力。从此层面而言，“社会共治”还需进行制度化分解。

　　除此以外，第三方食品安全鉴定机构、一定程度下的举证责任倒置、食品安全责任险的险种范围等问题，均是完善食品安全链、实现食品安全法“落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