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深圳11家市属公立医院目前医疗欠费累积达到8157万元，欠费人数有8000多人，欠费的不全是病人，还包括社保和保险公司。巨额欠费成为医护人员和医院的心头之痛。

　　医院是“道德冲突”最为剧烈的一个场所，具体表现在个体与单位的道德冲突，医疗人员遵从“希波克拉底誓言”，它有“救死扶伤”的先天性道德责任，“见死不救”有违医德，而医院却有财务平衡经营责任，“没钱不治”符合行业经营的普遍准则。一旦医院把财务平衡的责任转嫁到具体的医疗人员身上时，医疗人员将陷入多重困境，医生既是医疗人员，又是催债员。公立医院因其社会公认的公益性，而会陷入这样的道德冲突中。

　　任何医院，都有医疗欠费收不到的经营性风险，这个风险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时，并不会破坏医院的财务收支平衡。但风险远远超出了它的承载力之时，医院就面临着“破产”的压力，其日常性维护也会受到影响，从而会降低医疗质量。也就是说，欠费到一定水平之后，医院的风险就转化为社会的风险，社会和医院及患者，面临着“三输”的困境。

　　困境具社会性，就需要社会化力量来化解。社会化的力量，包括医院、政府、社会、个人。在现阶段尚不可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的现实情况之下，过多谈论财政埋单并无多大意义。

　　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债权让渡”机制。由于医院缺少向患者索债的专业能力，“先治病，后付款”的高调道德，最后可能被部分人钻空子，入院时称没钱，治好后就溜之大吉，留下一摊账单。让催债能力远远逊于手术刀技术的医生，离开医疗室，到民间催债，不仅是一种专业浪费，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必须得把医院的非医疗责任的债务，打包后出售给另一专门机构，由这一机构代为执行债权。这一机构可以集中专业力量追诉恶意逃债者，向医保单位追讨医疗赔付，并向有社会救助义务的慈善机构、红十字会、政府的民政基金等提出专业救助申请。

　　非医疗事故的债务脱离医院，转移给专业性机构后，也并不是万事大吉，当专业机构实现债权的商业可能性低时，他们不会乐意扮演这样的角色，必须在社会上有多重替代债务人之时，这样的商业可能性才会变多。所以，下一步就是如何打造充足的社会化的替代债务人。

　　依海外经验，社会有暴力侵权受害者基金，受害者不仅可以从这一基金中获得赔偿，医疗部门也可以从这一基金中获得部分或全部的医疗费赔付。另外，很多国家都有个人破产制，个人破产制的执行，有利于制约那些恶意躲逃债务的人，使他们在制度的引导下最终选择自觉缴纳医疗欠费，认为这样的选择对已利大于弊。当然，最终解决方案在于不断充实医保，降低看病痛感和欠费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