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治理越来越依靠数据量化和标准化，指标在公共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十分关键。好的指标能引导人们的行为倾向于积极，而滥用或错用指标，却会起到反作用。

　　以人们对死亡率的疑虑为例，主要质疑就集中在医院会不会为了追求较低的死亡率而拒收重症患者，甚至把一些可能治不好的病人赶出医院？虽然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医院不会做出这种事，但实际上，由于知识背景、技术门槛、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如果医院推诿病人，处于弱势地位的病患是很难有效证明，从而实现维权的。所以，死亡率指标如果关系到医院的评级等现实利益，就不能排除医院为了指标而消极对待重症病人的可能性。

　　死亡率是国际医学界通行的常用指标之一。值得探讨的其实不是指标本身，而是如何设置指标和使用指标，以达到引导医院提高管理和医疗水平的初衷。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起步晚、底子薄，庞大的病患群体与医疗资源总量以及优质资源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供需矛盾，一方面要不断增加优质资源的投放，另一方面还要确保公共服务的覆盖与托底，所以不能简单地套用发达国家的指标体系。从基层医院负担较大的现实出发，在指标引导上，应更注重正面性，以增强基层医院的积极性和活力。例如，收治病人数量、人均医疗支出、医科门类数量、住院手术等候时间……这些指标不仅反映了医院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而且都可以起到正向激励作用。此外，如医疗技术攻关重大突破数量、疑难杂症治愈率等，同样属于正向数据，让医院可以在评价上获得加分。

　　相较而言，死亡率、医疗事故率等指标，虽然也很重要，但都属于负面指标。作为医院来说，即使没有来自行政评价的压力，也不会乐见这些指标恶化，因为这些都会带来医患纠纷等麻烦，所以医院已经有足够动力去防范此类风险。作为主管部门，应该注重这些负面数据的宏观分析，而不宜强行下压。否则，就可能造成下面为了应付指标而不惜造假。最近媒体报道四川、广东等地出现了大规模居民健康档案造假的现象，就是为了完成所谓的“建档率”。这样弄出来的指标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并不是说不需要在评价中引入负面指标。在涉及医德医品等底线问题上，不但需要负面指标，甚至应该实行“一票否决”。比如对于医生收红包，医院为了多收费滥用医疗检查、滥开“大药方”等严重违背基本操守的行为，无论如何“扣分”都不为过。